论》，《准海集》卷12)。显而易见，他的这些主张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十分可费的。

长期以来，论述北宋经济的专著，均言当时商业兴盛，城市繁荣，可是肯定商人的作用特别是大商人的作用的篇章却罕见。其实，商人联系城乡经济，联系生产与消费，调节商品之有无，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他们是不可缺少的环节。秦观反对富商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但也不抹煞他们的功劳。他在《安都》一文中云：“大贾之室，敛散金钱，以逐什一之利；出纳百货，以收倍称之息”(《淮海集》卷十三)。这就是说，大商人虽为谋利，但在集中资金、经营、百货批发、组织货物长途贩运等方面，都付出了智慧和劳动。他敢于肯定富商的作用，是受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影响。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公开主张朝廷应与商人“共利”。因为利不可专，“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商贾“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如以利诱商，则货源畅通(《居士第》卷45)。在中国经济史上，这是少见的大胆的誉商言论。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云：“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实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除了言经商亦难之外，他称赞了富商采用较发达的商品交换方式，即预购和赊卖。从欧阳修、苏轼到秦观，他们师徒承传，都承认商人的功劳。为此，他们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上述的言论，也成为他们被列入保守派

的佐证。然而，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立场，而是站在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立场，那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二)秦观的法制思想

北宋立国，以镇压农民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复辟作为建国方针，对人民实行严酷的统治。中叶以后，在内外矛盾急遽发展的形势下，宋统治集团的一些人，都在考虑如何加强王朝的统治。秦现的策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向皇帝献治民术。他的法制思想，集中表现在两篇《治势》(《淮海集》卷12)，两篇《法律》(卷l4)和3篇《盗贼》(卷l7)中。

在两篇《法律》中，秦观指出历来的统治者，其治民术不过诗书和法律两种而已。三代时纯用诗书，言孝悌忠信，此乃人之所欲，深得人心，故享国安荣。秦时纯用法律，鞭笞斩艾，焚书坑儒，此乃人之所恶，故迅速而亡。汉代和唐代诗书、法律并用，享国虽久而安荣之日少。当然，古今异势，他知道如令再讲纯用诗书，尽去法律，那完全是腐儒不通之论，他只是建议朝廷要“以诗书为本，以法律为末”而已。他的建议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因为“近世之大弊”，是“废诗书而从法律，是举天下而入于申韩之术”，这样就陷于不仁不义。他反复思索，说这一大弊是由朝廷科举制造成的。在熙宁年间，朝廷建立了专学法律的律学，本意是“欲其习为吏也”。后来对学律的人，“假之太优，擢之太峻”，“数岁之间，持斧仗节，领一道之权”。而学诗书的制策进士，“留滞于州县之

官，有十年而不得调者。由此人们就重法吏，轻儒臣。不难看出，秦观崇尚儒家的“礼治”，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批评熙、丰年间重用法吏，所行乃申韩之术。

“御天下之术，必审天下之势”。秦观在两篇《治势》中，建议君主施政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自信臆断。他说，在嘉祐之后，“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简自便”，习安玩治，失之于宽。故神宗即位之初，讲法度，布威灵，以猛政救缓势。元丰之后，执事者矫枉过直，“上下迫胁，民不堪命”。故哲宗继位后，“平冤狱，振乏馁，与天下休息”，真得以宽政解急势之术。他所推崇的仍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即孔子所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秦观写了三篇论《盗贼》，足见他对此事相当忧虑。他看到了“盗贼之起，小则蜂屯蚁聚，虏掠闾里；大则擅名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致使郡县之间，枹桴鼓相惊，无有休止。内患既然如此严重，那就应采取对策。他认为，要平定“盗贼”不难，而欲绝灭之却很难。要想绝灭需取二法，一是不可招降，二是不可穷治。因为招降之后，其魁首“不失爵禄之荣”，无异是“诱民以为乱”。如果穷治党羽，则迫胁之民“月逐 逸山海，脱身而求生”，那就成了“驱民以为乱”。至于当时“盗贼”蜂起的原因，秦观以为不是由于“赋敛横出，徭役数发”，而是由于“任法不任吏”之故。他说，当时治“盗贼”之法可谓相当严密：凡得财满匹及伤人者，

就判处死刑；凡窝主情重者斩；关于捕获亡逸的赏罚条例有数十条之多。但是效果不佳，仍然“寇盗横炽”。他认为，民之为盗，其情不一，想以划一之法，御不可胜数之情，官吏又无轻重取置之权，不能区别对待，岂能弭盗?因此他主张“宽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权”，使之能法外处置“盗贼”。秦观所本是荀子的“人治论”。荀子的《君道》云，法是人制定的，还得靠人去贯彻。国家大事复杂而且经常变化，法律不能概括无遗。又不能随机应变。应该依靠贤才的灵话运用。

秦观的关于法制的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就“颇用重典，以绳奸匿”。宋太宗曾残酷镇压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诏书中严令“尽加杀戳，不得存留”。宋仁宗时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处罚，并恢复了“凌迟”等酷刑。到神宗时“重法地”扩大到京东、河北、淮南诸路，并颁布了保甲法，令各路推行。强化治安的措施日趋严酷的过程，反映出北宋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秦观不反对严刑竣法，并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出谋献策．表现了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他的法制思想中的反动部分，是那个时代反动政治的产物。

秦观的关于法制的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法制思想的变迁。秦行商鞅法，残暴刻毒，国运局促。熙宁、元丰年间，公开崇申韩之术，阶级矛盾更激化，效果不佳。故自汉、唐以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