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淮海集》卷14)究其原因，他认为是士大夫私心太重。进用于嘉祐之前者，以差役为是，免役为非；进用于熙宁之后者，正好相反。他们都据偏守独，不能出于至公。在他看来：“差役之法，虽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数年而一更。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筭，囷仓竭于飞輓，资产破于厨伟。这就是说，凡由州县胥吏所担任的差役，数年即可更换，甚至可以升官。而由百姓所供的差役，或转辗道途，疲于奔命；或包赔损失，以至倾家荡产。很显然，他认为差役法破败百姓，甚于水火。

对于免役祛，他同样认为有利也有弊；“免役之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于室庐，检括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厚积以为封桩，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他看到免役法之利，民户只要缴纳免役钱，就无差役之苦，就能“归于畎亩，不违农时”。而其弊在增加了城乡贫民的负担。因为差役原来由乡村上、中户轮流充当，而实行免役法后，下户也要纳役钱。未成丁户、单丁户和女户的经济条件以不好居多，则要纳助役钱。除规定的免役钱外，还要纳二成免役宽剩钱。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还超过，达到四五成。为了敷配钱数，胥吏肆意抬高户等，“平估至于实庐，检括及于牛马”，必然常有发生。免役法的推行，扩大了赋敛征收面，王朝得到巨额收入。元丰以后，皇帝内藏库即封桩库逐新增多，以便储存金帛和缗钱。因此，秦观指责免役法苛民，那是客观事实。但他称“其弊甚于差役”则是错误的。免役法用货币代替极为苛重的徭役，大大减少了充役人数，使民专力于农，促进

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此法按户等纳钱，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富之家，就不得不多负担一些，有利于抑制兼并。正由于此，当司马光奏请罢免役法时，过去反对新法的苏轼、李常等人就与之激烈论争。苏轼说：“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续资治通鉴》卷80。元祐三年二月乙酉条)。司马光虽言各地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实际上则是“四方惊顾，众议沸腾，皆思雇而厌差”。

关于实行市易法，王安石说：“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流而国用饶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条)他公开承认此法既为商品流通，亦为增加财政收入。这是由官方直接经营商业，目的为限制富商乘时射利，在流通领域内进行垄断。在实施过程中，正如苏拭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所说：“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东城奏议集》卷一）秦观亦说市易法是“令吏坐列肆，贩物以来利”(《财用上》)。实行的结果是：有助于国用饶，但阻碍了商品流通。

秦观云熙宁、元丰年间，“江淮则增煮海之息，闽蜀则倍摘山之赢，青徐则竭冶铸之利。”这是批评宋神宗对盐、茶、冶铸进一步实行禁榷。宋政府视盐利为重要收入，当时盐主要产地在江淮，即两淮两浙盐区。熙、丰年间，宋、夏战争频繁，所费甚巨，政府大增盐利以应急。与此同时又扩大茶榷，在一些从未榷茶的地区如川蜀新

榷茶。熙宁七年，蜀茶年息为四十万缗，元丰后年息增至八十五万缗。宋代矿冶和铸币制造业很发达，铁的年产量约十五万吨，居当时世界首位，青州、徐州、兖州，磁州都产铁。在熙宁年间采州矿税实物征收制，官二民八。元丰之后，京东铁由不榷变为征椎，官府强购强销，冶户遂有破产之忧，农户购买铁器也难。由此可见，秦观所言均是历史事实。禁椎之制，古已有之。其直接日的是集财富于朝廷，不让商贾分其利。这种专卖制主要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对生产者强行压价派购，对消费者抬价配售，稍有违欠，则胥吏追呼，鞭笞棰扑。它盘剥盐民、茶园户、坑民的劳动成果，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激化了阶级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长期以来，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名言，使许多学者为之倾倒。在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成就时，他们总是反复提到元丰时：“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史·安焘传》)。提到宋神宗在元丰年间。先后建立了封桩库五十二座。在当时收入中，夏秋二税与宋仁宗嘉祐中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和《文献通考》卷四的统计，绵帛和五谷的岁入甚至还减少，只税钱稍有增加。但是国库总收入比以前几乎增加了一倍，确实做到了不加田赋而国用足。其新增收入主要来自青苗利息、役钱、市易钱和禁榷专卖。而秦观对这些收入持批评态度，称之为“无名之取，额外之求”是“有司日夜手画口说，区处于中”的结果。他否定新法中有进步作用的一面，可能也是据

偏守独，但应该认识到：在他的批评中，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经济思想。

我们评价一种经济政策，首先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商品流通所起的作用。北宋中叶，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屁，促使产品不断增加，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也相应增加。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将近一亿，超过盛唐人口近一倍。而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商品需求量成倍的增长和商人队伍的成倍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卷入商品的范围，会使农民弃农从商。这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是不利的。小农经济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国家的赋税徭役、地主的消费，主要的是来自小农。如果小农经济不能保持，封建经济就会瓦解。困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竭力维护小农经济，本能地害怕商品经济。均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他们加强官办工业和各种禁榷，一是为了追求巨额财政收入，攫取大量社会财富；二是为了对商贾进行严密的控制，阻隔私商同小农、私人手工业的联系。他们运用十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经济职能，竭力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破产的农民不能涉足城市，只能转死沟壑，或成为流民。同时又诱使商人把一部分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道路。这样做，既增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又使商贾不能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不能出现重大突破，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秦观对这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表示异议，赞成“罢青苗之使，废市易之司”，主张“摘山、煮海、冶铸之事，他日吏缘以为奸者，临遣信臣更定其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