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课程思想及新课改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陆平
摘 要：叶圣陶长期关注中国教育现实，在不同时期拟定过语文课程标准，就课程问题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涉及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深刻的课程思想。研究与发掘叶圣陶的课程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叶圣陶;课程思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示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卓越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老虽无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传世，但他毕生关注我国教育现实，撰写过大量探讨教育问题的小说、论文、札记、时评、序跋、书信等，其教育思想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课程研究意识的淡化，叶圣陶的教学思想受到广泛传播，但他的课程思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研究与发掘叶圣陶课程思想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叶圣陶课程思想的主要内容
叶圣陶在其七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创制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研究课程问题，他的课程思想涉及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
（一）课程价值观：大众化取向，“造成健全的公民”
课程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最重要的载体，叶圣陶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课程价值取向和所拟定的课程目标上。
1.课程是为着学生的，要帮助学生“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
人的发现，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价值的发现，是“五四”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1919年，叶圣陶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相对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利禄主义”教育而言，叶圣陶的答案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1]在叶圣陶看来，人之所以可贵，不在于他既已为人，而在于他进而成为更高尚的人，对人类更有价值的人。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每个人必须具有的。“学校教育定出各种科目叫学生学习，只为帮助他们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2]1923年，叶圣陶起草《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所拟定的课程“目的”的第一条便是“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3]，反映了他对儿童自身的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的重视。
2.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发展拟定课程目标
相对于封建教育是少数人的专利，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教育重心的下移，受教育人口扩大，教育普及和追求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叶圣陶以他的远见卓识，认定了极具现代教育意义的课程目标。1942年，叶圣陶在《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批判了“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针对某些人“早也一声‘国文程度低落’，晚也一声‘国文程度低落’”的感叹，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旧式教育的真相——“通文达理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能从读书达到通文达理”。他指出，国文课程不能再以培养少数“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为宗旨，而要“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4]，他认为，“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5]
叶圣陶恰如其分地提出了阅读、写作、说话、写字等语文课程子目标。对于作文教学目标，叶圣陶将文学创作与作文作了严格区分，“文学的写作，少数中学生或许能够写来很像个样子，但是决不该期望于每一个中学生。这就是说，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6]。当时社会上关于作文教学目标的看法出现严重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培养作家”。作文教学“是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呢？”身为一代文学大家的叶圣陶旗帜鲜明地回答：“不是！”他指出：“作文是为了培养表达的能力。这个能力，人人都必须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都要用到”。[7]再如，他坚持将写字教学目标定位于“人人所必需”的“行款齐整笔画匀称之字”，而“不必人人为书家”，他说“我向在教育部即持此意见，我为少数”[8]。叶圣陶坚持大众化取向拟定课程目标，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致力于“造成健全的公民”，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二）课程结构观：基于“为人生”的统整综合的思考
我国传统学馆的课程、教材、学习年限等随意性大，一般采用蒙学读物及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个别施教，融识字、生活常识、伦理教化等于一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科课程。西学东渐，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制度。在课程设置上，“癸卯学制”学习西方，实行分科教学，学科门类大增。对于课程结构问题，叶圣陶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1.分科不忘统整
分科制度产生后，教师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强调本学科传授知识的功能，忽视了育人作用，淡忘了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叶圣陶从培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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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整的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出发看待分科制度，“做人做事原是不分科目的”，“为教授的便利起见，把种种事物分析开来，便有了关于身体、关于修养、关于知识的种种科目”[10]；学校教育“由于这种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11]。他提醒教师“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12]。这样，每一门课程就像车轮上的一根根辐，许多的辐集中到教育之轴上，便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的整个轮子。
2.不宜分科则综合
叶圣陶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依据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分科与否问题进行权衡取舍。针对不能升学的学生，他主张“中学不容不培养他们的实际生活知能，使他们当前得到受用。就这一点而言分科教学不如不分科，而以生活为中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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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中心，着手教学来得见效”，即中学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要适当分流，对升不了学的学生加强综合性生活实用技能教育，让他们走上社会“受用”。他还认为小学宜设综合课程，不适宜分科，因为小学生年龄小，认知还没有分化，科目“分开独立，易于忘却何所需此科；全部所习，复难得有统贯的精神；徒使学童入于偏而不全、琐屑而遗大体之途”[14]。
3.反对取消选科制
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教育当局取消选科制，叶圣陶撰文表示反对。他认为尽管选科制是舶来品，输入时间短，且实施方法上存在些微流弊，但每个学生的资禀、个性各不相同，“现在使不同的人物修习齐一的课程，希望把他们变成相似的货色，这种‘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的办法，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是不可通的。况且，我们的疆域这么广大，我们的社会正在激变，课程呆板，怎么能普遍适应？”[15]叶圣陶清醒地认识到选修制的独特价值，能加强课程的灵活性，一是满足了不同个体个性发展的需要；二是满足了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三是适应了社会激变的需要。
4.重视活动课程开发
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在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与吴宾若等日夕研究教育改革，带领学生挥锄破土创办了“生生农场”；他节衣缩食，捐款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陈列出自己收藏的书刊，笃策学生博览多闻，“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在博览室四壁开辟了诗文、书画等专栏，鼓励指导学生练笔；他开设了篆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刻诗文互赠，刻花鸟共娱；每周一次同乐会，每学期两次恳亲会，他和王伯祥是编剧兼导演，指导学生将《荆轲刺秦》、《完璧归赵》等作品搬上舞台。这些教育改革实践以学生为本位，“特设了一种相当的境遇”，实际上是开发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让学生在参与中体验，丰富了活生生的直接经验，使学习与生活相交涉。
5.洞悉学校课程的缺憾
上世纪初，叶圣陶认识到，学习了学校课程不等于是个有知识的人，因为他发现，许多关系人生的有价值的事物并没有列入学校课程。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中，他指出：“与实际生活相比较，就觉得科目的划分有简单和支离的缺憾”；“科目之外，关系人生的事物还有许多，这许多事物因为和日常的事物混在一起而无法区分，就没有列为专门的科目，就够不上教授的价值。”他提出一连串质疑：“学校里只顾选定现成的科目，叫儿童来凑合，来购买，只为了教者的方便，哪里肯顺着儿童的需求来规定种种设施呢？”“这几个科目能把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包括得尽吗？这几个科目都是合理而且有系统的吗？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科目，就能应付人生的种种事物了吗？”[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