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县改革发展调查
联合调查组
2007年第5期 ——本刊特稿
长江北岸，洪湖之滨，有一个县叫监利。
监利县历史悠久，自三国吴时设县，县名一直沿袭至今。监利县国土面积３２３８平方公里，人口１３９．７万，是一个人口大县、农业大县，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县。湖北的一些县名，中央领导不是很熟悉，但说起监利，大家都知道。
不过，监利的出名，却让人感到苦涩：它的出名，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２０００年３月，监利有个乡党委书记，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间，监利县“穷”名远播，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聚焦点。
监利固穷，但非唯一。监利当时的窘况，也是湖北所有粮食主产区的写照。监利，是湖北农业大县的缩影，也是我国中部农业大县的缩影。
２００２年５月，到湖北工作不久的省委书记俞正声，未接受大家的劝阻，毅然选定农民负担重、县乡财政穷、工作矛盾多、发展困难大的监利，作为自己的联系点。他诙谐地说：“毛主席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也想当个好同志嘛！”５年多来，俞正声同志先后１８次轻车简从，到监利调查、指导工作，最长的一次连续在乡村调研了６天。俞正声走遍了监南、监北，湖滨、田埂、堤垸、墩台，绵延的乡间小路上印满了他的脚
印。他先后和５００多个农户算收支、话家常，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和１６个乡镇、３０多个村的基层干部促膝谈心，了解基层政权的运转及改革与发展的进展情况。许多全省农村工作的思路、政策在这里酝酿、形成或调整??
监利大地春雷滚滚。意义深远的农村税费改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这里轰轰烈烈展开；以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大潮在这里涌动。
到２００６年末，和２００２年相比，监利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４２％，财政收入增长６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４８％，综合实力在全省的排位由６３位跃居到４１位，上升了２２位。
监利，破茧而出。
为茧所缚：昔日因产粮百万而享誉全国，此后又受“农”所困，跌入谷底
事实上，监利并不是一直都穷。
“长江北岸的红宝石，两湖平原的绿玛瑙”，历史上的监利光芒耀眼，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甚至它的县名亦由此而得：三国时期，因其“地富鱼稻”，东吴政权“令官监办”，以收“鱼稻之利”，而设“监利县”。
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监利人民筑堤开渠，精耕细作，在与水患的反复较量中，把监利建设成了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常年产量稳定在１００万吨左右，年提供商品粮４０万吨以上。
那是一个让监利人自豪的年代：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监利县连续９年粮食总产量位居湖北省各县市之首。１９９０年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５万吨，进入全国产粮大县前１０名，居第８位。
——１９８７年，猪、牛、羊产量进入全国１００强县市，居第６６位。尤其是监利优良地方猪种久负盛名，史称“贡猪”，１９９１年饲养１００万头，出栏５２．９万头，位居全省榜首。
——１９９１年，芦苇产量３．５万余吨，居全省第２位。
——１９９２年，放养水面２３万亩，居荆州第１位。
——１９９５年，全县水稻产量跃居全国第１位??
当时的监利，牛气十足。提起监利，全省全国都会刮目相看；监利人出门在外，能在人前高三分。
历史更迭，岁月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作为农业大县、产粮大县的监利，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种种束缚：
——体制性束缚。在艰难的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传统农业经济的体制性弊端日益显现。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农村基层政府实际上是全能政府；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制度和财政体制，使农业经济成为财政收入和各项事业支出的主要来源；大一统的粮食购销体制，使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十分突出，农业利润大量向工业和城镇转移。旧有的制度安排造成农业积累严重不足，仅能维持自然简单再生产，不可避免地成为弱势产业。
——结构性束缚。计划经济时期，监利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都是生产粮食。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经济结构单一，工业腿短使其逐渐失去竞争力。２００１年，全县工业增加值８亿元，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仅为２１．１％，比全省的平均比重５０％低２８．９个百分点，比全国的平均比重５１％低２９．９个百分点，全县工业税收仅为３２４１万元。农业本身结构也比较单一，主要以生产粮食为主，粮食又以水稻为主，水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４５％。单一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粮食生产效益不高的情况下，监利这样的粮食大县，粮食生产得越多，比较效益就越低，相对贫困越凸现。
——自然因素束缚。监利不仅是长江流域防洪任务最重的县市之一，而且是江汉平原地势最低、内涝最突出的县市。“九五”期间，长江流域“五年四水”。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监利县抗洪支出达４亿余元，直接经济损失６０多亿元。连续的外洪内涝使本来入不敷出的县、乡财政和持续减收的农民雪上加霜，民穷财尽。另外，监利远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境内既没有铁路，也没有高等级公路，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十分不便。洪涝灾害与交通“瓶颈”严重制约了监利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
——人为因素束缚。由于长期搞农业经济，满足现状、小富即安的思想在监利根深蒂固，锐意开拓、克难奋进的进取精神不足。在“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一些干部谋发展束手无策，弄虚作假本领见长。更有一些干部甚至贪污腐败，滑进犯罪的深渊。这些人为因素加剧了监利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阻碍了监利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短短的几年时间，监利人发现，昔日的辉煌不再，经济社会发展跌入低谷：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全县ＧＤＰ年均增幅为６．７％，仅相当于同期全国平均增幅１３．４％的一半，１９９６年竟然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发展低迷，直接导致全县财政入不敷出。２００２年税费改革前，全县财政赤字累计达到９０００余万元，县乡两级债务高达１０多亿元，被列为全省７个财政特困县之一。干部、教师工资只能发基本工资，并且是一个季度或半年发放一次，特别困难的乡镇甚至是一年发放一次。同时，财政供养人员又在逐年增加。２００１年，全县吃财政饭的达２．９万人。人浮于事，僧多粥少，使一些部门和单位陷入了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怪圈。该县容城镇财政所就有干部职工１３８人，被戏称为“天下第一所”。
刚性增长的支出和沉重的债务，不仅使县乡政府和部门无力支持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连保运转、保吃饭都有困难。在别无来源的情况下，只有向农民伸手。农业税费层层加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１９９６年，全县农民负担１８９７８万元，１９９９年攀升到３２１５６万元。经过大力整治后，２００１年农民负担仍高达２５８７８万元，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这三年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２２７元、３０６元、２４６元。在当时年景下，农民一年种１亩地的收益只有７００元左右，除去成本２００－３００元和税费负担２４０－３００元，一年到头所得无几。２０００年春节，该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贴出了这样一幅春联：“辛辛苦苦三百天，汗水洒尽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
随着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基层干群对立情绪日益加剧，一些地方强行征收税费而发生伤人甚至死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１９９７年５月，监利县柘木乡茶埠村农民朱长仙因税费缴纳问题和乡村干部发生争吵、打骂，当着税费征收人员的面喝下农药，以死抗争，酿成
了惊动中央领导的“茶埠事件”。２０００年，新沟镇红阳村、龚场镇爱民村、程集镇姚集村又相继发生了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农民非正常死亡事件。
俞正声２００２年在监利调研时尖锐地指出：“现在农村的干群矛盾十分尖锐，这个问题不缓解，是要出大事的。我们要把税费改革放到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水载舟亦覆舟，覆舟是顷刻之间的事，但又是长期积累的。一旦有事，那就不得了。”
改革破茧：坚定不移地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束缚
困难重重，矛盾重重，出路在哪里？
监利当时的状况折射了农业大县、粮食大县的普遍困境，是“三农”问题长期积累的集中反映。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根子在体制机制。
党中央在采取一系列硬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着手从制度层面上寻求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治本之策。２００１年，中央决定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委、省政府闻风而动，积极争取将我省纳入了试点范围。而监利作为试点县（市）之一，从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启动了以“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两项改革”为主要内容和“减轻、规范、稳定”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这实际上是省委着眼长远，以监利等试点县（市）的税费改革为突破口，为探索化解“三农”矛盾、实现强县富民所下的一着关键棋。
农村税费改革是涉及到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在以农业税费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监利县，减少农业税费，不仅意味着各级政府和部门乃至村级组织的经费将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一些靠收费养活的单位就可能揭不开
锅，少数借集资收费谋取私利的干部也被断了“财路”。可以想见，监利的改革将会多么艰难。
２００２年７月６日，监利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但直到９月中旬，全县大部分乡镇、村组并没有真正开展税改宣传动员工作，省委、省政府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也没有按时发放到户。
按照省政府税改试点方案，经过重新测定的税费负担必须在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前全部分解测算到户，并发放新的农民负担卡。但到９月底，监利县多数乡镇只搞了一些“路边花”、“领导点”，大多数村组新税都没有分解到户。其中，汪桥镇、上车湾镇新税没有一户到位。其它乡镇少数新税到户的村，也没有真正按规定减负。
省委、省政府要求，２００２年的税费必须按新税标准征收。但监利却是“卡是卡，收是收”，卡外另设负担项目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乡镇甚至给农民发两个负担卡，上级检查时，让农民拿出“新负担卡”；实际征收时，让农民拿出“老负担卡”。黄歇口镇三台村万其利家负担卡上总税费是８６０元，９月上旬已交９２０元后，却还欠村里１００多元。龚场镇在新税费外又加收了亩平１５元的抗灾费，汴河镇在新税费外要全镇农民分摊８２万元特产税和６０万元排水费。
省委、省政府要求新税测算分解到户的同时，对２００２年多收的税费要及时结算清退。监利县提前征收的税费不仅大大超出新税标准，而且大都列支或挪作它用。有的村干部说：“清退没有钱，要命有一条”。因此，结算清退的重大决策，在监利迟迟没有落实。
监利县税改初期踟躇不前，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关键是当时县委的主要领导和部分干部，没有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税费改革的重要性，并且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像过去一样，走走形式就可以交差。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党的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半年内第四次来到监利，随行的只有警卫和司机。他手持地图，指挥司机七弯八拐，把汽车开到一个又一个村庄，每到村头，就老远下车，顶着寒风走进一家家农户。他先后调查了龚场镇的王家村、秦场村、爱民村、明星村，柘木乡的南昌村、新庄村，桥市镇的唐段村，和数十位干部群众促膝交谈，摸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走进了监利县委的会议室。
这一次，对基层干部一向十分体谅的俞正声同志，有些动怒了。他对县里的干部说：“你们要跟乡镇干部讲清楚，这次税费改革绝不是走形式，也绝对走不了形式。群众不答应呀！你们从上到下都要明确，省委对监利的税费改革是下了决心的。既然我联系你们这儿，你们也就死了走形式的心吧。横下一条心，把这个事搞到底。”俞正声强调，必须严肃纪律，对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干部要免职；必须建立机制，县乡干部要包乡蹲村，完不成任务要负责。
按照省委“坚持标准、不走形式、保证质量、务求实效”的要求，监利县的决策者们总结了教训，提请省里推迟检查验收，将前段工作推倒重来。
县级领导和近千名国家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分头驻点包村，逐村重新制定完善改革方案，进行政策宣传、新税测算，确保新税按时分解到户，据实征收。责任目标到人，不达目标点不撤、人不走。县委还作出了“三个没有”、“八个一律”的硬性规定，并集中３个月的时间抓结算清退，把多收的税费全部退还农民。
为了教育警示干部，监利县委严肃查处了一批违反税改政策和弄虚作假的人和事，共查处违纪干部１５人，处分１１人，其中撤职９人。对教育乱收费负有领导责任的原柘木乡党委书记、乡长被免职；在新税收政策进村入户时指使干部弄虚作假的原县财政局局长被处党内严重警告。此举极大地震慑了顶拖不办、希望蒙混过关的少数干部。
与此同时，省里的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荆州市的领导也多次到监利调研指导，与县里的同志一起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省委驻监利联络组，加大督察力度，帮助他们整改。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针对改革中的相关问题，明确政策界限，提出解决办法。还压缩行政开支，千方百计挤出部分资金，增加试点县（市）的转移支付，连同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及时拨付，支持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历尽风雨见彩虹。在省、市的指导和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苦努力的监利税费改革，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于２００３年５月通过了省里组织的考评验收。监利农民“头税轻、二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的局面得到根本转变。２００３年，全县农业税费亩平不到１０６元，亩平负担总额下降至１３３元。棋盘乡李开明老人作了一幅春联：“税费一改革，党施仁政民减负；薄田改鱼池，千倾碧水万吨鱼”。
税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税费改革只是突出解决了农民负担问题，“三农”问题的许多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不解决，公共服务缺位的问题不解决，已经降下来的农民负担必然反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仍会停滞不前。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毅然决定，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能不能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俞正声同志强调：“我们要通过这项改革，使农村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税费改革上成就不菲的监利县，又被列为全省率先启动的７个试点县市之一。
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是“拆庙赶和尚”的事，是要“敲人饭碗”的，谈何容易！监利县改革之初，矛盾多多，困难重重：
——按照改革方案，全县乡镇核定行政编制８６５人，而当时乡镇机关在岗人员多达１３００人，分流比例为３３．５％；财政所核定事业编制３５７人，当时在岗人员７７３人，分流比例高达５２．５％。
——监利有许多特殊群体和历史遗留问题：１８０多名计生专干一直没有落实编制；在党校学习后招录的５０多名大专生，分到乡镇工作不到一年就要参与分流；容城、红城两个财政所２００多人，历次改革抱成团，没有一次改到位。
——监利全县财政供养人员２．９万人，每月仅发工资就需２０００多万元，财政支出的７０％用于养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仅分流人员买断身份就需要４０００多万元，办理社会保险需５３３６万元，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
２００４年５月，监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尚未正式启动，由于没有全面了解改革精神和具体政策，３００多名乡镇财政所职工围堵在县城入口处的国道上，时间长达１３个小时，少数人高声喊叫：“谁砸我的饭碗，我就与谁拼命！”在多方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出动数百警力才将其疏散。
但监利县委推进改革的决心没有动摇。一方面是因为省委对改革作了充分准备，出台了政策性、可操作性很强的文件，特别是对分流人员的安置、补偿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了切实可行的规定，并给予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县委、县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并实行阳光操作，有情操作，考虑了分流人员的生活保障和后顾之忧等问题。
监利的改革在稳步而坚决地推进。乡镇内设机构由３２９个减少到６３个，减幅达８０％；精简各种乡镇事业单位４３０个，转体改制１２６个，减少县直派出机构２０余个；对全县中小学重新调整布局，减少中小学２０６所。所有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都采取公开竞聘的方式录用，经过竞聘上岗的乡镇干部及工作人员名单全部在“监利之窗”网站和所在乡镇政府门前公示，财政供养人员名单全部在财政局和编制办的网页上公示。这场改革先后减少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１１２人，清退和分流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１００６４人，精简村组干部７１２６人。分流人员经济补偿和养老保险等后顾之忧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为了保证“瘦身”之后的乡镇机关更加有效地履行职能，监利县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县乡管理新机制，农民负担监管体系、农业税费征管体系、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监管体系、农村财务监管体系和“以钱养事”的公益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
监利县的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理顺和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精简了乡镇机构和人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财政的负担，为农民休养生息、基层政府转变职能创造了条件，极大地缓解了过去一触即发的农村社会矛盾，为取消农业税争取了宝贵的过渡时间，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２００５年，根据中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监利县取消了农业税。有了前面两项改革打下的基础，取消农业税水到渠成，波澜不惊。这次，李开明老人吟出了一幅简洁明快的对联：“千年等一回，种田不交税”，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欣喜之情。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中央一系列深化农村改革和惠农支农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监利的“三农”问题得到初步缓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２００６年，监利县农业总产值达到４７．６亿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４６．０１％；粮食产量８９．３９万吨，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１．７６％；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３８０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５４．１３％。国家投入巨资修建的长江干堤和三峡水库，基本解除了洪水对监利的威胁。全县加快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灌溉面积达１４２万亩，建成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１１６处，使用自来水人口达４１．８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３３．７％。公路、通讯、农村有线电视基本实现“村村通”。农民新建住房６００多万平方米，７０％以上农户住上了楼房。百万监利农民正乘着党的政策春风，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迈进。
化蛹为蝶：坚定不移地走“一主三化”之路，为县域经济发展插上翅膀
县域经济上承大中城市，下联“三农”，是统筹城乡、协调区域发展的基石。县域经济兴，全局经济活。对于湖北这样的农业大省来说，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是促进全省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省委、省政府从２００２年开始，连续５年召开县域经济现场会，提出了县域经济以民营为主体，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一主三化”）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扩权强县、扶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力图以发展县域经济，带动农民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改变城镇面貌，增加县乡财政收入。
在此大背景下，监利面对县域经济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如何才能突破“农业大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的“围城”，实现强县富民，是一个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监利县着眼于本县丰富的水资源优势，想“靠水吃水”，曾经提出了“以水富民、以水兴县”的发展思路，试图通过大力发展以水产品为主的特色农业。但大多数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县乡财政困境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特别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波动，发展水产养殖也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保险箱”。这实际上仍然在围绕“农”字做文章，因为监利人搞农业驾轻就熟。针对监利的实际情况，俞正声同志在监利调研时明确指出：“事实说明，在监利以水富民可能还可以，以水兴县恐怕不行??，必须创新工作思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工业，壮大县域经济。”
一语惊醒梦中人。在组织县乡干部到江浙地区和省内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参观考察之后，一直受传统农业所困的监利人这才真正意识到自身发展的落后，不仅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慢，而且连一向自豪的农业在产业化步伐上也远落后于这些地区。
在省委“一主三化”方针以及荆州市委“工业兴市”战略指导下，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余日福和县委“一班人”，结合本县工业腿短、城市建设滞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的实际，提出了“工业兴县、开放强县”的发展思路，明确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由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逐步实现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县跨越的发展目标，把全县上下的思想统一到“一主三化”方针上来，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监利实际的发展之路。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县域经济民营化。监利县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包袱沉重，积累的问题很多。县里一直不敢“硬碰”，直到２００２年，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没有什么进展。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县委下决心强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借鉴兄弟县（市）的成功经验，把改革企业产权制度与调整所有制结构结合起来，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因企施策，多策并举，采取整体出售、承债转民、股份合作、破产消号等办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截止２００６年底，全县已完成“双退”改革的企业有３８１家，买断
安置职工２．６万人。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监利县大胆掀开制度“天花板”，打破行业“玻璃门”，实行非禁即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在实现产值、完成税收、提供就业等方面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加强农业板块建设，培育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监利虽然是产粮大县，但一直没有自己的粮食品牌，生产不出优质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县着力推进优质稻米产业工程，加快优质水稻板块建设，全县主推鄂早１７等５个优良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技术，促进了优质水稻生产。目前，监利优质水稻、畜禽、水产、林业等“四大板块”已初具规模，优质农产品率达到７５％。该县还重点扶持了福娃、健良等一批龙头企业，创造条件帮其做大做强。监利县还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和优惠政策，先后引进３１家龙头企业，发展农村经营中介组织１２００多个，县、乡两级专业协会１４３个，仅华强水产联系的乡镇黄鳝协会，年营销额已突破２亿元。
——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工业化。在本地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做大做强工业“蛋糕”，必须栽好梧桐树，引进凤凰来。该县坚持“节衣缩食抓发展、勒紧裤带办园区”的指导思想，从２００４年８月开始，规划建设８平方公里的城东工业园，先后投入７０００多万元建设水、电、路、通信等配套设施，一期规划建设的３平方公里的园区框架基本形成。同时鼓励基础较好的乡镇加快工业小区建设。现在，监利县基本形成了以城东工业园为龙头的“一园带多区”的工业经济发展新平台。为了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该县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建立行政服务中心，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对引进来的每一个重点项目，都确定１－２名县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作为责任人，进行全程跟踪服务。经济发展部门开通了“服务热线”，公安部门开通了“警企热线”，２４小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昔日无人问津的监利，已成为商家投资兴业的热土。２００２年以来，监利县累计引进项目１５３个，协议利用外资３３亿元，实际利用外资１３．７亿元。２００６年，全县完成项目投资１９．３亿元，新开工项目９２个，预计２００７年项目投资可达４０亿元；全县工业总产值２８．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６％，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３９．３％；工业税收５４２７万元。今年大枫纸业、滨湖药业两家企业税收将过千万元。初步形成纺织服装、轻工食品、医药化工等三大主导产业，其中纺织产业规模已达３０万锭，并有望在近几年突破４０万锭。以大枫、福娃为代表的轻工食品产业经营业务收入达１２．３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６７％。以滨湖药业为代表的８家医药化工企业已成为监利工业新的支柱板块。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面貌，推进城镇化。该县以完善城市基本功能为重点，运用市场机制筹集资金，先后投入９０００万元新建、扩建、改建了城区４８条主次干路，新增供水管网２６公里。２００５年，投资３．１８亿元完成了江城路建设等８大工程；２００６年，投资３．９５亿元的翔宇中学、常安步行街等８大工程相继进入尾声；２００７年，概算投资达８亿元的客运站搬迁、金源建材大市场等９大工程已经相继启动。与此同时，新沟、朱河等小城镇建设也日新月异，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城市建设和城市经营观念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城市形象，增添了城市活力，更重要的是使监利县的城市化向前迈了一大步。５年来，监利城市建设累计投资是前１０年的总和，仅县城面积扩大了５平方公里，等于再造了一个县城，全县城市化率提高了３个百分点。县城新增常住人口近５万人，人口总数已达１８万人。建设中的随岳高速公路和荆岳长江公路大桥竣工后，将使监利东入“武汉城市圈”，南入“长株潭城市圈”，成为湘鄂两省和中部地区的重要通道。
２００２年以来的五年，是监利县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监利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这五年，监利最显著的变化是，农民负担大幅减轻，种田积极性普遍提高；最突出的变化是，工业项目一年比一年多，县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最直观的变化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城乡面貌逐步改观；最深刻的变化是，干部群众思想观念变了、干事创业的氛围浓了、自信心增强了；最难得的变化是，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说到干群关系，福田镇付家村村民夏志胜告诉我们说：“过去领导下乡来，群众围拢来不是上访就是骂人，有时还故意唤狗子咬人，干群之间如同仇人。现在干部下乡，不是送粮食补贴，就是为群众解决困难，群众都希望干部们多来，干群关系像亲戚”。监利县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机关干部对我们说：“过去下乡，看不到好看的脸色，听不到顺耳的话，心里总不是滋味。现在下乡，脸色也好看了，话也好听了，倒茶上烟的多了，有时还硬要留你吃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２００５年秋天，县税改办工作人员到桥市镇安桥村挨家挨户落实种粮补贴发放情况时，一位农民大嫂悄无声息地打了三碗荷包蛋端到他们面前。《三碗荷包蛋，招待税改办》的故事被刊登在《湖北日报》上，生动地记载下了监利县干群关系日益密切的一段佳话。
剥茧抽丝：监利变迁的几点启示
监利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给了大家一个圆满的答案。农业大县终于过沟越坎，开创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新局面。监利的变化令人欣慰，令人深思。
启示之一：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路一变天地宽。湖北是名符其实的农业大省，全国重要的粮棉基地，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
长期积淀下来的问题较多，转轨不易。这些问题不解决，湖北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几年来，省委、省政府迎难而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首要任务，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破解这一难题，锲而不舍，务求必胜。
透过监利这个曾经的全省产粮第一县的变迁，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省委抓“三农”工作的脉络，即改革活农，政策扶农，以工兴农。
一是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消除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束缚，理顺民心民意，理顺干群关系，巩固基层政权，使农民和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共谋发展。
二是以贯彻落实政策为手段，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努力强基固本。农业大县长期为工业提供积累，失血严重，历史欠账较多。必须适时“输血送氧”，帮助他们恢复元气。近几年，省委、省政府一方面巧借“东风”，抓住中央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黄金机会，积极主动争取支持，并坚决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实行财力向下、向农村倾斜，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农村公益性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农民受益良多。
三是以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实施“一主三化”战略，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致富增收。当农村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省委跳出“三农”抓“三农”，及时提出“一主三化”方针，以工业化为主导，带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走以工兴农的路子，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这是农业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根本途径，对解决“三农”问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启示之二：必须适应农村新形势，不断探索做好“三农”工作的方式方法。面对农村组织形式、农业经营模式、农民就业方式出现的新变化，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老办法不适用，新办法不会用”，引导他们转变工作方式方法是一项紧迫的课题。省委在指导监利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给了我们不少启示。首先是一把手抓、抓一把手。我省“三农”工作的特殊性，决定它将是一项长期的“一把手”工程。各级地方“一把手”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二是抓好关键的少数。监利的实践证明，抓“三农”工作不能平推，应抓好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少数，从最难的地方抓起，敢于碰硬钉子，集中力量克难攻坚，取得突破后再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依法办事。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不能单纯靠行政手段，特别是不能搞强迫命令，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行阳光操作，严格依法依规办事，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四是要善于运用市场的办法。我省探索的乡镇涉农服务单位“以钱养事”等办法，就具有开创性，为处理农村的利益关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启示之三：必须更加注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监利过去的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落后在思想观念上。这类农业大县的干部群众衣食无忧，小富即安、抱守家业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在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精神状态下，一些干部的日子过得闲适松散，每天早上还要喝个早酒，时不时要打打牌消遣。一位浙江客商看到监利的这种状况很奇怪：“我们忙发财，你们忙打牌”。有的干部怕冒风险，遇到问题就拖着，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有些国有企业宁可垮掉，却迟迟不愿改制，怕亏了自己，好了别人，结果资产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因此，农业大县必须尽快冲破思想的樊篱，迅步跟上时代的大潮。必须以改革促进思想解放，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实践证明，改革使监利失去的是陈旧的体制和观念，得到的是城乡无尽的活力。要发挥开放的倒逼效应，以开放来促进思想观念的更新。招商引资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更重要的是带来先进的理念和经营管理方式，逼着我们打
破陈规陋习。监利近年来观念上的变化，就得益于大改革、大开放。一位监利的老领导说：“监利更可喜的是内在变化，没有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监利的一切外在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启示之四：必须把改进作风放在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位。由于长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有些农业大县是虚报浮夸风的重灾区。监利的一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问题一度比较突出。有些干部作风漂浮，形式主义盛行，喜欢搞一些花架子。少数干部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老百姓形容一些干部是“顺着说、卡着要、背着玩”。作风问题加剧了干群矛盾，成为制约监利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治标更须治本。要弊绝风清，必须针对“重症”下猛药。关键是配好领导班子，选准主要负责人，坚决撤换不合格的干部。要加强干部教育，针对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批评帮助，严肃查处弄虚作假、侵害群众利益等违规违纪的干部，大力宣传求真务实的好典型，鼓励讲真话、办实事，弘扬正气，廓清政风。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以良好的作风带动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
我们在监利调查时，干部群众说得最多的是俞正声同志求真务实、亲民爱民的作风。每次到监利调研，他总是轻车简从。多数时候只带一位秘书，事先不通知，也不要任何人陪同，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中，与群众面对面地交谈。即使在非典时期，他也是与农民们互递香烟，与基层干部一起在乡镇食堂吃饭。２００３年９月，俞正声来到监利县新沟镇永固村三组沈春安的家。当时沈春安与妻子正在剥棉花，俞书记就在他们旁边的小凳上坐下来，与他们一边剥棉花，一边聊天。从家里几口人，到一年的收成、负担和生活状况，从村民们对税改的看法，到乡村干部的工作情况等，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事后，沈春安把俞书记和他们一起剥的棉花过了秤，一共是３．８公斤??。
需要指出的是，监利目前还处于刚刚摆脱困境、开始艰难起飞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监利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执笔：孙西克 郭倡民 江国志
王耀辉 陈家泽孙 涛 宋世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