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林山田：《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页。 (46)参见前引⒃，城下裕二书，第132页。

(47)参见[日]冈上雅美：《责任刑の的意义と量刑事实をめぐゐ的问题点（一）》，《早稻田法学》1993年第68卷第3、4号。 (48)[德]许逎曼：《由行为相当性原则的观点看规范与制裁之可接受性》，单丽玟译，前引(37)，许玉秀等编书，第678页。 (49)前引(37)，许迈曼文，第689页。

(50)参见前引⒅，H．Jescheck／T．Weigend书，第877页。 (51)[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52)例如，盗窃罪的法定刑重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原因之一是，前者的一般预防必要性大于后者。 (53)前引(40)，井田良发言。 (54)同上，冈上雅美发言。

(55)参见前引⒅，张明楷文，第103页以下。

(56)周振想：《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第198页以下。

(57)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7页。

(58)前引(21)，C．Roxin书，第161页。 (59)参见前引(24)，小池信太郎文。

(60)甲与乙均犯盗窃罪，法官对甲判处2年实刑，而对乙判处3年徒

刑、缓期4年执行时，孰轻孰重？如果不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就无法回答此问题。显然，甲的责任刑轻，但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大，故预防刑重；反之，乙的责任刑重，但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故预防刑轻。于是，形成了上述局面。 (61)前引(47)，冈上雅美文。

(62)[日]曾根威彦：《量刑基准》，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147页。

(63)参见前引⑽，城下裕二文，第36页。 (64)前引⑼，井田良书，第387页以下。

(65)诚然，侮辱尸体是刑法上的违法事实，但不能认为碎尸行为都属于侮辱尸体。碎尸虽然是毁灭证据的行为，但对杀人犯而言，毁灭杀人证据也缺乏期待可能性。至于能否将碎尸作为特殊预防的情节，则是另外一回事。

(66)前引(51)，帕多瓦尼书，第181页。

(67)参见张明楷：《结果与量刑——结果责任、双重评价、间接处罚之禁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68)参见前引⑷，小池信太郎文。

(69)即使认为犯罪行为对犯罪人造成的损害是一种“报应”，但这种“报应”不是现代报应刑论的报应。 (70)前引⑼，井田良书，第558页以下。

(71)当然，在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之内，分别存在先考虑从宽情

节、还是先考虑从重情节的问题。

(72)周光权：《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73)王利荣：《对常见犯罪量刑基准的经验分析》，《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74)绝对的均衡（也称基数的均衡性，cardinal proportionality）所考虑的问题是，对甲罪所判处的刑罚，是否与甲罪的罪行相均衡；相对的均衡（也称序数的均衡性，ordinal proporttonality）所考虑的问题是，对甲罪所判处的刑罚，是否与对乙罪所判处的刑罚相均衡（See Von Hirsch，Sensure and Sanc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1819）。

(75)戴长林、陈学勇：《量刑规范化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审判》2009年第7期。

(76)按照幅的理论，首先按照“以暴力手段抢劫他人价值5000元的财物”这一行为责任在法定刑内确定一个幅度，倘若确定为4至6年徒刑，那么，原则上应当在此幅度内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由于甲的预防必要性大，所以，最终的宣告刑可能是5年或者6年徒刑。 (77)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规则（试行）》第17条后段规定：“一般情况下，可采取分格刑的方法对量刑要素进行定量分析。”第18条第1、2款分别规定：“分格刑是指在较大幅度的法定刑中，围绕量刑基准，对法定刑作二次分格，将法定刑划分为若干幅度较小的刑格。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的，以二年左右为一格??”；“从

轻、从重的单个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一般情况下为一个刑格。” (78)参见前引(57)，陈兴良书，第557页以下。

(79)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80)[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3页。 (81)同上书，第121页以下。 (82)同上书，第122页。

(83)刘仁文：《“赔钱减刑”的思路值得肯定》，《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