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能拿出来的东西，估计也就是类比联想。比如我去问一个中医：我是什么体质？他的回答可能我听不懂（当然我可以装作听懂了），假如我追问，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回答我更不懂。我也看过医书，就是这种感觉。比如什么叫“热毒”，能拿出准确定义吗？能量化吗？反正我想不清楚。

我相信中医，前几天还吃中药，但那是因为我尊重祖先的经验，不是因为我认可中医的理论，我尤其不认可其中的什么“阴阳”理论。愚以为这种东西可能基本上是唬人的包装。

个人意见而已。

王晓春 2009，10，13

（14）理性·理论兴趣·哲学—科学传统

……实际上，中国人注重经验和现实，还可以从反面看到。例如，中国没有史诗流传下来，中国远古的神话保留得很少。鲁迅、茅盾都强调过这个事实。我认为我们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尽管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笼统说来都很理性，中国在轴心时代的转变特别彻底，理性态度占了绝对优势，几乎完全中断了史前史的神话传统。诸子时期留下了那么那么多东西，但其中没有完整的创世神话。庄子里面有不少神话，但其中多半不是继承下来的，而是编出来的，不如视作寓言。这种高度注重现实的理性态度的另一面就是缺乏理论兴趣。在孔孟老庄杨墨的学说中，我们也看不到继承神话的关于世界的整体解释。先秦诸子不面对神话传统，没有用一种理性的整体解释取而代之的冲动。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页）

……“从儒学史的发展看，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怎样去解释世界反而不是儒学的精彩的所在。”（余英时）中国主流思想对于宇宙论这类事情往往全不措意，所谓“唯圣人不求知天”。结果，尽管阴阳五行理论不登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文化主流，但凡涉乎整体解释，仍只能到阴阳五行家那里去找。汉朝的儒学中掺进不少阴阳五行的东西。……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页）

……中国士大夫传统始终缺乏真正的理论兴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开始学习西方以来，各行各业都有能人，在技术性的领域里学习成绩尤其好，但理论创新方面却很弱，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领域就是这样。按说，在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人类学理论、政治理论等领域，基于中国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基于中国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特殊经验，我们应当能有所贡献，但实际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人在理论建设方面一无所为。……梁漱溟……说：“中国人讲学说理论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直到今天，中国人讲到理论，其范式还是阴阳五行那种类型，大而化之，闳大不经的一类。

先秦诸子极其理性，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理论兴趣，这两个方面可能互相关联。我们的神话传统没有得到完好的保存，我们不信宗教，我们设计了完善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尽管思想、文学、艺术历久繁荣、技术创新一浪一浪，我们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哲学—科学传统，这些事情看来是互相关联的。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1页）

上述看法，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不把我们的情况与西方的情况加以比较，是不会产生的。关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不能真切了解我们文化的优缺点。所以，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伸出头去看世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影响下一代的重要人物，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必须有“文化自知之明”。我们不怕落后，怕就怕搞不清落后的真正原因。如果挖不到落后的根子，即使在某个阶段取得一些成绩，也无法彻底翻身。

梁漱溟先生说的“非伦理的精神”，在教育界，最突出地表现在语文教师身上。不是记叙就是抒情，要不就是云山雾罩地胡侃。这种风气不加以改变，真正遇到大问题，我们的后代仍然只能乞灵于阴阳五行这种古老的东西，那可真是“山中无好汉，猴子当大王”了。（09，10，14）

（14）安排世界与解释世界

“从儒学史的发展看，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怎样去解释世界反而不是儒学的精彩的所在。”（余英时）（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页）

我觉得余英时这句话很准确。所谓“安排世界”，即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如何，其实也就是像官员一样发出“指示”，而所谓“解释世界”则是告诉人们，世界“原本是什么样子”，这是需要自己先搞清楚，才能告诉别人的，它需要一种研究的态度。

我国的传统思想显然以前一种思路为主。不信请看孔夫子关于教育的部分名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礼之用，和为贵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朝闻道，夕死可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三思而后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些话都很有道理，但是您从语气和内容都能看出，孔先生主要不是想向我们“解释”和说明什么，而是要“教导”和“安排”我们，安排我们的行为方式。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官瘾实在大。愚以为，造成这种现象不光是因为做官有实惠，不光是因为有“读书做官”的科举制度，而且有深层次的思维模式的原因。只要你按照“安排世界”的思路想事，实际上你就是在“像官员一样思考”，如此，只要你一开口，就难免是“官腔”。国人都难逃千百年来的习惯思维方式，所以即使完全没有任何官职的百姓，在家里对孩子讲话时，也是一派官气，一言一语，分明是在“安排”孩子。“你应该??，你应该??”，很少顾及孩子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感受。

因为工作关系，有很多教师向我提问，问题无数。这些问题，至少有98%都是问我“怎么办”的，也就是他让我告诉他，如何“安排”学生，安排班级秩序。极少有人希望我“解释”他遇到的学生“怎么回事”的，他对“解释”没有兴趣。所有这些老师，大概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忠实于祖先的思维方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脑袋有多么孔子。我每想到这一点，就痛彻心肺地感觉到“思维原型”的可怕威力。这种思维框架，这种思维外壳，这种“缺乏探究真相的冲动”的思维方式，没有极大的力量，是绝对冲不破的，它太强大了，根子太深太深了，已经融入我们的灵魂了。于是你就明白为什么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借助西方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西方思想）改造传统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