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不够，城市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范围有限。许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由企业承担，给企事业单位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造成了困难。

4、独立性的职权较少。表现为中央集权过大，城市政府的权力无法律保障，上级可以随意解释或随时上收与下放权力，使城市政府难以适应，难以调动城市的积极性、主动性。计划单列市和后来的副省级市的设立正是针对此问题而来的。

5、职权与职责相脱节。表现为许多方面有权者不负责，或者负责者又无权力以及有责而无利等。 （四）我国经济体制方面的转轨性改革，要求市政职能要有相应的巨大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经过了由直接向间接、由微观向宏观、由计划向市场的职能转变之后，进一步地把间接管理具体化，宏观职能与微观职能相结合，市场规制职能与城市服务职能相融合，仍然是市政管理的重要任务。过去我们注重管制职能而忽视服务职能，现在应当重视服务职能而较少地运用管制职能。具体的转变任务和步骤主要是：

1、实行市政职能的分解，就是对原有市政职能进行具体分解，划分出哪些职能是应取消的，哪些需要继续保留，哪些是要下放或转移的，哪些是需要充实加强的。通过职能分解，确定每个工作岗位的职责任务、工作要求、工作内容、工作程序、行政运行机制以及任职资格和条件，将职能具体化，理顺内部和外部的工作关系，从而为落实人员与编制提供科学的依据。这是实现市政职能转变的第一步。

2、加强市政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市政管理是法治管理，各种市政决策都要依据法律。为此，必须首先建立和健全各种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对机构的设立、机构编制都要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依法的基础上，做到政务公开，提高管理的透明度，使各种违法事件都能受到法律制裁。逐渐形成以法治政、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市政职能运行状态。

3、科学配置市政职能职位，在对市政管理职能进行分解的基础上，要科学配置市政职能职位：（1）同一类业务由一个部门集中管理，减少中间交叉扯皮的情况，提高办事效率；（2）必须由几个部门共同管理的业务要分清主辅关系，明确业务接口；（3）进行综合管理，对一些长期扯皮、难以划清的业务归并到一个部门，以减少部门之间的摩擦，从而提高市政管理的效率性。

4、加强市政职能岗位人员的业务素质训练，市政职能岗位人员必须符合市政工作要求。市政管理人事部门要经常考核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对不合格者及时撤换，以保证市政工作的效率性，优良地实现市政公共服务的各项基本职能。

5、转变市政管理手段，市政管理手段要从过去单纯的计划手段、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特别是重视公共政策的使用。在法律前提下，使用稳健和灵活的公共政策，往往会取得比较理想的管理效果。因此，加强公共政策的设计工作和其实施的管理艺术，是现代市政管理手段建设和我国市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五）全面导入绿色GDP、人文GDP的目标绩效观。所谓“绿色GDP”，就是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绿色GDP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的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人文GDP”就是为了保障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而投入财富的增长指标，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

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应将“经济GDP”、“人文GDP”和“绿色GDP”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构建敏捷城市，提高城市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捷反应能力 。当今世界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城市要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抓住有利的信息，结合自身条件，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赢得发展机会。也就是要创建“敏捷城市”，其中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信息敏捷。依托快捷、准确、畅通的信息来源和上传下达渠道，并在大量的信息中进行及时高效的筛选，保证决策者在第一时间获取精练实用的信息。就此，正在迅猛发展的数字城市，（数字城市即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遥测、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具备将城市地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进行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技术不但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且具备成为信息敏捷交换和交流的平台。（2）人员敏捷。有灵活、干练、反应迅速的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要做到能上能下，人尽其才，能够准确快速应对环境变化。（3）制度敏捷。在一定原则框架内，保留政策的适度弹性，以便在实施中能够因地

因时制宜；必要时要及时调整修订现行政策制度，确保城市发展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

3、全面导入循环经济。循环经济起源于工业经济，其核心是工业物质的循环。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是污染零排放。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的经济系统。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能源和原料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的涵义是：以可循环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到自然循环过程中，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使生态负增长转变为生态正增长，实现人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这种发展战略观对于我国现状资源和能源短缺十分突出的大多数城市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4、重视突发事件管理。应该认识到，城市发展战略管理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国内外一些城市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也提示我们必须在城市发展战略管理中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做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六）1、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原则，城市人工环境的建设，必然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程度。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不应忘记经济发展目标是要为人类服务，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证。城市规划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明确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是所有城市规划师崇高的职责。

2、历史环境与未来环境相和谐的原则，保持城市发展过程的历史延续性，保护文化遗产和传统生活方式，促进新技术在城市发展中的应用，并使之为大众服务，努力追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新科学技术运用之间的协调等，都是城市规划师的历史责任。城市规划师在接受任何新技术的时候，必须以城市居民的利益为标准来决定新技术在城市中的运用。我们要警惕那种认为只要依靠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可以解决一切城市问题的幻想。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新技术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往往也带来许多新问题。把科技进步和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统一起来，让城市成为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和谐载体，是城市规划师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

3、城市环境中各社会集团之间社会生活和谐的原则，城市是时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规划不仅要考虑城市设施的逐步现代化，同时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为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创造条件。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规划更应为城市中所有的居民，不分种族、性别、年龄、职业以及收入状况，不分其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创造健康的城市社会生活。坚持为全体城市居民服务，并且为弱势集团提供优先权，这是城市规划师的根本立场。强调城市中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和谐，重视区域中各城市之间居民生活的和谐，避免城市范围内社会空间的强烈分割和对抗。城市中的老年化问题，城市中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层的居民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问题，城市中残疾人和社会弱者的照顾问题，都应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些问题必须融入到城市规划师的设计中，并给予充分的重视。

（七）1、使基础设施建设从事业型转向企业型。从根本上说，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进行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城市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它本身就是生产性的建设。

2、使基础设施从福利型转为营利型，长期将城市基础设施当作非生产性的福利事业，结果造成了公用事业单位不讲经济效益，只花钱不挣钱，缺乏财力，靠国家养活，导致了这些单位的长期亏损经营，挫伤其生产积极性。把它纳入商品化的轨道，进行营利经营，对于增强其内部活力极为重要。这是城市基础设施实现转轨换型的关键。

3、使城市基础设施由保险型转为竞争型，打破原来那种非竞争型的封闭的经营形式，可以采取中央办、地方办、集体办、个人办、大家竞争办的多种方式，鼓励竞争。

4、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人治型转为法治型，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是软计划，钱多多建，钱少少建，建多少通常不定，甚至可有可无，而这些又都是领导说了算，属人治型。这与城市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不相适应。应将软计划改为硬计划，实行法治，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列出户头，按比例投

资，以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人、财、物的供应，使其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发展。此外，国家也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5、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应当科学化，应用现代管理的先进方法、现代科技的先进成果来管理基础设施。

（八）1、城市用地数量增长过快，我们通常用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来衡量城市用地的相对数量。近些年来，我国城市用地迅速扩张的现状也是不容忽视的。在1981～2000年的20年间，虽然我国城市人口和城市建设用地都在快速增加，但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这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中还存在与城市规模等级相联系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反相关，城市规模越大，用地越集约，反之则越粗放。近些年来小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扩张的速度较大城市相比更是有增无减。从以上的一些现象来看，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数量的增长已经超过城市用地负载的城市经济要素的增长，尤其是在规模较小的城市，用地扩张过快的现象十分突出，而小城市的土地收益又远远低于大城市，这种状况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城市成长方式的不均衡和不经济。

2、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在城市空间过度扩张的同时，由于没有足够经济内容的充实和支撑，使得城市成长方式不经济的问题表现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的经济产出率较低，另一方面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3、城市新区开发的倾向严重，自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逐步推行以来，国内一些城市有一种大规模、成体系、与旧城不连续的新区开发的倾向，这种城市新区开发一般都以一些特定城市职能的外迁为主导力量，并吸引其他的城市功能随迁，达到城市空间的大规模、跳跃式成长。这些新区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增长和带动轴心，但是如果不能在新区开发的同时积极推动老城的更新升级，很有可能出现西方内城衰退的不良后果；而且，一旦新区开发的资金不能到位运转，后续的利用没有保障，也很可能造成土地的闲置和浪费。

4、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在我国城市成长的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状况，某种程度上，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还在继续产生。城市成长中的空间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总体结构的失衡和空间利用方式违背地租规律。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市成长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了城市成长模式以外延型为主，城市成长速度过快，城市成长空间结构失衡，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别较大等问题。对于城市成长外延过程中占用农业用地过多的现象，以及城市内部空间集约利用和更新改造的问题正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实施以城市空间控制为目标的城市成长管理势在必行。

（九）中国的城市成长管理刚刚起步，由于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中国的城市成长管理不能原样照搬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对比中西方当代城市化发展，在城市成长领域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差异。 1、城市化阶段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从19世纪开始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目前，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达70%以上，进入后城市化发展阶段。而中国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只达到36.1%，刚刚具备进入高速城市化进程的一般性条件。

2、城市化发展速度差异，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阶段，对多数城市而言，城市化进程的速率已经放缓。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总体而言，城市发展速度和城市化速度远高于西方，中国同时面临过往城市化滞后的补课效应和国际经验公认的高速增长的双重冲击。

3、土地所有制基础差异，西方国家城市土地多为私人所有，国有土地主要集中于各种保护用地，城市政府拥有的土地则多以城市公共用地的形式出现。而中国不存在土地私有，城市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对于集体公有的农村土地，国家也有比较强硬的征用权。

4、中西方城市行政基础差异，西方城市推行的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行政体系，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选举体系与西方行政管理体系具有很大的差异，对这一点，公共经济学和行政学中已有不少经典论述。 5、市场化程度不一，西方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市场经济导入的时间早，认可度高，完全竞争市场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条件之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也是承认市场的先天存在。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中还留存有大量的问题。

纵观西方城市成长管理研究，其重点议题为“低速高水平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健康发展问题，对中国这样“高速低水平城市化条件下”的城市成长基本没有涉及。由于中西方发展阶段的差异，很难采用西方的

政策来研究中国的问题。鉴于存在上述差异，西方城市成长管理不具备直接为中国照搬和套用的可能。

（十）1、政企职责不分，造成城市经济管理的行政化。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把企业作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否认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导致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城市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进行直接的全面的管理，导致城市经济管理的行政化，企业丧失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从而使企业根本没有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造成城市经济组织结构的封闭化和分割化。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管理经济，每个行政系统、行政区划自成体系，画地为牢，割断了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城市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形成了封闭式的“大而全”、“小而全”和以纵向联系为主的条块分割、城乡分割，从而严重违背了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动规律，分割了城市经济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影响了城市综合性功能的形成和发挥。

3、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造成经济调节方式的单一化。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把价值规律和市场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加以摒弃，把各种城市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指令性计划，用产品的计划调拨替代商品交换，结果导致了经济调节方式的单一化，妨碍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4、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造成城市经济主体丧失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传统的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紧密地挂起钩来，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从而使企业和劳动者丧失了搞好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

5、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造成城市经济生活的单调和呆板。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不切实际的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所有制结构，把非公有制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结果导致城市经济生活的单调和呆板，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妨碍了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

（十一）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束缚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为了解放和发展城市生产力，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

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

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2、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3、转变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完善的经济调控体系，保证城市经济的健康运行。

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及市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城市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加快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素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使城市成为开放型、多功能、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十二）在推行社区自治，加快城市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中，并不是要否定和弱化城市各级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工作中的领导，而是将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精神和意志通过社区自治组织的形式灌输下去，同时，提高社区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在处理社区自治组织和城市政府各级相关机构的关系中，要注意遵循以下的原则：

1、面向社区，重心下移的原则，社区工作的核心是管理与服务。各级组织都要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贴近群众、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作为强化管理的着眼点，将工作重心下移，利用各自的职能指导和配合社区居委会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支持街道办事处履行综合管理和协调职能，积极为社区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共住共建”创造条件，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 2、事权下移，责、权、利配套的原则，要加快城市基层工作社区化、社区工作社会化的进程，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