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和相关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与一般消费品和服务不同，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是提高全体居民的健康水平，使他们尽量不得病、少得病，相比之下，医疗卫生机构自身的经济效益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以不予考虑的。因为要医疗卫生机构去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让人病人多得病、得大病。这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是根本冲突的。而由市场提供医疗服务难免会引起医疗卫生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
由此可见，按市场经济学政治学分析理论，医疗卫生服务应由国家为公众提供，这是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体现。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基本的公共事业，是国民依法拥有的基本权利，经济发展的成果应由国家的主人公民来享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体现不出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必须在能力范围内，设法保障公民生老病死、教育、就医等基本生存权力，能力范围内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国家体现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我国医改对市场经济学政治学分析应用
市场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是最效率化的办法，但这种手段的前提是市场完全符合基本条件。事实上，医疗卫生服务中“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医生诱导需求”等多重因素导致了“市场失灵”结果的发生。就在所谓市场经济最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都难以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的最科学配臵，医改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难题。
近些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本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些措施既有针对供方的改革，也有针对需方的改革，还涉及到供需双方的互动。医疗卫生改革体制的目标是多重的，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改革的着重点不尽相同。有些改革措施着眼于促进社会成员享受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有些改革措施的着眼点是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的运行效率;有些改革措施则是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疾病变化的普遍趋势是由传染性疾病向心脏病、肿瘤等慢性疾病转变，再加上医疗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昂贵的高新技术，医疗费用支出膨胀几乎成了一个世界性现象，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就在2010年，美国奥巴马总统还在为“医改方案”苦苦游说各方。
2005年7月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中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并认为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是其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当年公布的报告也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方面将中国列
为倒数第4位。这2份报告使中国的医改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可以讲，中国在医改问题上，尤其需要以市场经济学政治学分析来反思。
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由于经济原因,中国约有48. 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1978~200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即全国当年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增长了77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远高于同期GDP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同期护士仅增加了2倍多、医师增加了1倍半,同期全国诊疗人次增加了也只不过40%。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 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以上数据充分说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支出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状况，另外，医保改革未体现应有的公平性、以赢利为目的的医院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 由此可见，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不仅存在着“市场失灵”，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期望政府能够办好市场办不好的事情，结果却发现政府不仅不能补救市场的失灵，反而降低的社会效益，这是政府缺位的表现。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府责任模糊、政府职能定位偏差，
政府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也没有认识到医疗卫生服务是一项社会政策，忽视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公平性，片面地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模式来主导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值得反思。
为改变政府在公共事业缺位的现状，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医疗体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启动当前医改吹响了号角。报告言简意赅地提出了未来工作的几个重中之重：在公共卫生领域，完善疾病防控体系，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在医疗服务领域，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在医疗保障领域，建立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民的病有所医；在药品供应领域，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加大对卫生医疗领域的投入，强化政府责任，同时鼓励社会参与；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较之以往来讲，有几个显著创新和突破：一是将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分开，有利于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二是提出建立“医疗服务体系”，较之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的提法，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