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作为语法型语言，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框架中的主语只能有一个，其结构的层次性是线性的。 I know some students. The student knows me. You know my house.

线性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根据“主语—谓语”这种框架结构造句，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封闭的，只有两根“柱子”（主语和谓语）一根“梁”（一致关系），其他成分只能支撑两根“柱子”，只是句子的附属成分。而每个成分都不能越出一致关系所控制的范围，因而呈现出封闭性特点。

立体的汉语句法结构，具有开放性特点。

以“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由于没有一致关系这种形式规则的控制，因而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开放性的。层层套盒的“话题”可以进行有层次的“说明”，使句子的形成过程有点儿像“意识流”，“流”到什么地方，决定于说——听双方的协作配合和环境的限制。

四、雾里看花与光风霁月

【雾里看花】形容老眼昏花，后也比喻对事物看不真切。

出自：唐2杜甫的《小寒食舟中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光风霁月】光风：雨后初晴时的风；霁：雨雪停止。形容雨过天晴时万物明净的景象。

出自：宋2黄庭坚《豫章集2濂溪诗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在修辞方面，西方语言显得较为精准、周严、直露，而汉语则显得较为模糊、简约、含蓄。

比较起来，一个语言表达如光风霁月，呈现着语言的澄明之美，传达信息清晰明了，表达思想透彻直接，较少歧义；一个语言表达似雾里看花，呈现着语言的朦胧之美，意义的呈现丰富曲折，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引人遐想。

（一）模糊与精准

汉语“模糊性强”是汉语语义型特征决定的；相比之下，西方语言精准性强，也是由西方语言语法型特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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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反映到语言风格上，形成精准与模糊的不同修辞风格。

（二）简约与周严

西方语言周严、汉语简约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法治与人治语言的差异。 ——“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个句子都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

（三）含蓄与直露

汉语句式的意象组合法使中国诗歌艺术更具含蓄的特点。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是靠意合而不是形合，这种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西洋语言比起汉语来，显得啰嗦，用字多，过多铺开，但意思明确。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And glides down past Yuchow, thinging of you whom I can not see.

“思君不见下渝州”用英语表述，思念着“I”和被思念着“you”都要出现，精准而直露，便失去了汉语语言模糊而含蓄的特点了。

思考题：

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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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此岸与彼岸

——中西宗教文化比较

前言：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

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至今仍然是构成不同地域和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深刻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不能不关注这个领域。

了解属于人类精神现象的宗教，认清其在不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比较文化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西方文明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

由于历史、民族、文化传播与影响等诸多因素，每个文明内部都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体系。

鉴于此，本讲只能将比较的目光集中于东西方在宗教这一神秘且复杂的精神领域表现出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典型特质，选取的样本则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所孕育出的对构筑现今人类精神世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具有不同的观念体系和信仰体验的几大人文宗教。

一、天人之际与灵肉分离

——两种不同的宗教态度

现代形式的宗教是在原始泛神信仰和巫术仪式基础上逐渐成熟的，究其核心，应该是人类在精神上对超自然的神灵和偶像的膜拜与信仰，以及在灵魂上寻求超脱现世生存状态，突破生命限制境界的努力。

人类宗教的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从非理性的巫术与迷信，向成熟的不排斥理性的文明宗教演进的过程，即由原始的非理性化的宗教走向理性化。 在非理性化宗教中，神秘的巫术和不为人控制的力量起着主导作用。 理性化之后的宗教则摆脱了这种神秘的力量。

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在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尺度，使得宗教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各不相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气质。 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中国文化就体现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

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了对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是以神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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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宗教的人生”

中西宗教文化的分途起始于人类由原始信仰走向文明宗教的进程中。 德国哲学家卡尔2 雅斯贝尔斯在描述世界历史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

他认为，在公元前800-200年的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事件：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和耶利米等先知们纷纷涌现；而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们的意识是与远古的神话时代相对立的，是要以理性反对神话。就宗教领域而言，原始宗教的诸神开始消失，宗教逐步地伦理化，原始宗教演变为人文宗教。

在中国，在这个轴心时代，虽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大繁荣，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一个所谓神话时代作为背景和出发点。反而由于思想的繁荣，理性精神的成熟，却使得大家意识到远古文化中所谓神的局限性，从而更多地趋向现世和“人间性”，这是一种人本化的转向。

中国文化发展到西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本观念的明显衰落和人本思潮的广泛兴起。

西周的礼乐文化所贯穿的精神就是《礼记》中所规定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项最基本的原则，其整体功能是指示现世的人伦秩序，而不是超世的祈福。

从此，社会性的人际规范——“礼”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心，最高的存在也不再是神秘的了，非理性的生命体验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为人文规范所压倒。

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也很少讨论彼岸和来世，很少论证上帝的存在。 中国哲学具有明显的重事实、重现实的取向。中国哲学关心的是现世、此岸所发生的问题。因此，当中国哲学家遇到不可解释的问题时，不是诉诸彼岸世界的神，而是诉诸此岸世界的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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