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由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构成。当秋水来时，黄河“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直到他顺流东行，至于北海，面对眼前更加广大无边的大海，才发现自己见闻的浅陋，自惭“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趁势加以开导。通过这个寓言故事揭示了这样的哲学道理，即广袤无垠的宇宙中，个人的认识和作为都要受到时间、空间及知识水平等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是十分有限的。从而启迪人们不可囿于个人有限的见识而自满自足。
本文形象说理的方式也颇具特色。作者在文章中展开的现实世界，显示了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的不同层次，就在对现实世界的逐步展开过程中，文章的道理也逐层得以推进，最终表达了全文的主旨。在修辞方面，作者把大量的排比句与反诘句配合运用，渲染气氛，烘托意境，驰骋想象，造成莽莽滔滔的气势，强化了形象说理的力量。
三、练习
1、本文揭示了什么哲学道理?作者在阐述该道理时存在何种局限? 2、本文在整体构思上有何特点?
3、仔细体会本文形象说理的方法与语言风格在表达文章主旨方面的作用。
第二章 汉魏六朝文学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汉魏六朝文学概述；熟悉汉乐府、司马迁与《史记》，三曹、七子、王粲；掌握陶渊明及其作品风格。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陶渊明及其作品风格。 难点：《登楼赋》作品理解。 教学方法及手段：
举例讲解 多媒体讲解 教学学时： 5学时
第一节 汉魏六朝文学概述
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南北统一，其间约800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由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到分裂对抗、地方割据的变化，文学也逐步摆脱了哲学、史学附庸的地位，开始独立地发展。这一时期的前400年，特别是西汉时期，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空前强大。于是，规模宏大，铺陈扬厉，“润色鸿业”的辞赋创作，成为一时的风气。同时，各种文体的散文和文人五言诗也渐次发展起来。后400年中，陆续出现群雄逐鹿、王室内乱、异族入侵、南北对峙、争战不息的混乱局面。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民生的艰难，对封建统治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人们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对宇宙和人生进行哲学的思考，对生命本质、个人感受、审美趣味更为关怀，于是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为了具体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们分两部分来进行介绍。
一、两汉文学
在两汉文学中，汉赋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由楚辞演化而来，经过了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等几个发展阶段。早期汉赋的内容多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形式上带有楚辞的句法特点，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 鵩鸟赋》等。西汉中期，从枚乘的《七发》开始，赋的内容向“体物”的方向转变，主要描写京都、宫室、苑囿、畋猎等事物，形成辞藻华丽、想象丰富、专事铺陈、讲究排偶的宏篇巨制。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描述楚王云梦和天子上林游猎的盛况，使汉大赋的铺彩摛文达到了顶峰。此后，跟进者络绎不绝。如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都洋洋洒洒，蔚为壮观。赋的作者可能意在讽喻，但实际上只能起到“劝百讽一”的效果。东汉中期以后，虽然汉大赋创作仍然不衰，但开始出现了抒情小赋，张衡《思玄赋》、王粲《登楼赋》等就是优秀的代表。
西汉前期的散文，总体上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内容或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或是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治眼光敏锐，
论说缜密睿智，保持了战国纵横家雄恣辩丽的风格。到了西汉中期，散文开始出现了追求对偶工整的趋向。如桓宽的《盐铁论》，本是关于国家财政方针讨论会议的记录，也有很多对仗工整的偶句，这成了东汉散文的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后来演化为六朝的骈文。东汉后期散文多批评时政，期以补救，如王符的《潜夫论》等。
代表汉代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记人为经，叙事为纬，开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先河。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完整地记述了汉武帝以前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司马迁首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善于处理复杂的事件与宏大的场面，通过情节的发展与细节的刻画，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语言既精炼丰富，又准确传神，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对后世叙事散文和古典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乐府是秦代建立的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主要任务是收集民歌，训练乐工，编制乐曲，汉武帝时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和发展。乐府机构采集的民歌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两汉乐府诗主要来自民间，有着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气息，关怀社会人生，贴近现实生活，叙事技巧娴熟，抒情直率大胆，语言质朴，句式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汉代乐府诗以叙事诗成就更为突出，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古典诗歌中的瑰宝。此后，“乐府古题”成为历代诗人反复创作的重要母题和形式，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诗经》一脉相承，更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成为唐代“新乐府”的源头。
东汉时期，文人五言诗逐渐孕育形成，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组无名作家的作品，中心主题是咏唱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它以悲伤的基调，展示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等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它常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非常大胆地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毫无矫饰地展示内心世界，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洗练概括，极富于艺术感染力。此后，五言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孕育、萌生、成长新趋势、新因素的时期，鲜活而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的新景观。首先是“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19），从文学史分期来说，建安文学则包括建安和曹魏的前期。当时，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羽翼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广泛从事创作活动，创作了许多个性化的作品，推动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其中，以曹氏父子和王粲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他们继承了汉乐府的关怀现实的传统，以诗歌反映时代的动乱，表现自己高昂的政治理想，喟叹人生的短促和民众的苦难，个性强烈，情调深沉，充满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被称为“建安
风骨”。这被后世的诗人所景慕，成为他们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曹魏后期文学，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齐王曹芳年号，240—248）文学”，其主要代表作家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他们身处魏、晋易代，司马氏残酷屠杀异己的恐怖政治环境之中，理想破灭，危机四伏，诗歌风格便由悲凉慷慨的高扬，转化为兴旨遥深的“渊永”。隐逸、玄言、游仙，开始成为诗歌的重要内容。其中，阮籍80多首《咏怀诗》，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抒写内心深处无法解脱的孤独和苦闷，不乏对礼教的揭露，对政治重压的抗议，“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钟嵘《诗品》）。嵇康为人孤高、任侠，反抗现实较阮籍激烈，散文比诗歌成就要高。其《与山巨源绝交书》，精辟犀利，保持了建安文学的基本风格，成为这一阶段散文最突出的代表。
西晋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年间，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虽然门阀士族垄断文化，文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但仍呈现出热闹的局面。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的作家，如傅玄、张华和“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他们的诗作笔触细腻，描写繁复，词藻华缛，大量运用偶句，反映了文人诗歌向讲求技巧的方向发展的新趋势，为齐梁诗歌的格律化运动和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诗人中，曾作《三都赋》使“洛阳纸贵”的左思卓尔不群，8首《咏史诗》集中抒发了寒士的不平，对门阀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犹存建安风力，被后人誉为“千古绝唱”（胡应麟《诗薮》）。
东晋时期玄言诗泛滥，以诗说理，大多平淡寡味，只有郭璞的《游仙诗》抒写了仕途偃蹇、壮志难酬的苦闷，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的传统，和左思《咏史诗》异曲同工。到超拔流俗的大诗人陶渊明出来，才给文坛带来了务实、冲淡的独特风情。他曾做过短时间的县令、参军。官场的污浊腐败使他毅然辞官归隐。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并能把老庄哲学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从中发掘出诗意，开创了田园诗这片崭新的天地。他以最平淡朴实的语言，抒写率真自然的情感和怡然自得的心境，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完美意境。他的散文《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同样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由于他的作品和当时文坛的华丽文风相左，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死后，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的价值才逐渐显现出来，对后世文人思想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朝宋代最著名的诗人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并称为“永嘉（宋武帝年号，424—453）三大家”。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注重字句锤炼，善于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摹自然景物，但有时过分雕琢而流于晦涩。鲍照出身贫寒，郁郁不得志。他的诗歌“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钟嵘《诗品》），对世家大族垄断政权表示了强烈不满，对下层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表示了极大同情。他们进一步拓宽了诗歌题材。谢灵运的诗作影响了南朝一代诗风。鲍照的《行路难》等诗也为七言诗体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南齐永明（齐武帝年号，483—493）年间，沈约、王融、谢眺等人，把四声的发现应用到诗歌创作中来，形成了讲求格律和对偶的新体诗，称为“永明体”。他们的追求虽然偏于艺术形式技巧，但同样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没有永明体，就没有后代的近体诗，唐宋诗歌的成就也就不会那样辉煌。其中的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清丽工致的特点，把写景和抒情有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