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风俗世情的一种铺排。这恐怕就是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有一种轻微的胀满感的原因吧。

三、从问题小说走向学者小说

刘心武是以《班主任》一举成名的。他在这篇小说结尾时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所追求的艺术理想。诚然，他太热爱生活了，以至在每一篇小说里都要提出一个颇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吁在生活中给爱情一席之地《爱情的位置》，要求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我爱每一片绿叶》，等等。这个时期的他，对生活的追求远甚于艺术本身。但也由于过分直露地追求社会问题的揭示，以至有些忽视文学本身的价值，小说的主题有时不免单薄，人物性格也往往缺少一种更深沉的力量。这些创作上的特点很快被有识见的评论家概括为问题小说而详加探讨。而这一时期的读者，由于刚刚从长期的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艺术欣赏水平不高却苦闷、血泪郁积过深，因而风靡于问题小说的思想敏捷和问题尖锐。也无庸讳言，在一部分读者那里甚至抱着看杂技演员走钢丝的心理来对待作家和他的小说。这样一种文学反馈，自然促使许多作家遵循以率先提出最敏感、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创作原则，写出了大批的问题小说，以至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可以说，新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滥觞于刘心武的《班主任》的。

当然，随着时代生活的前进和艺术经验的积累，刘心武开始认识到自己创作上的不足而在稍后的创作中逐步注意起对人的发掘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这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如意》、《立体交叉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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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小说里。如果说，《如意》中对石义海和金绮纹之间爱情的描写使人感受到作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在《立体交叉桥》里，对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所作的深刻描写就不在有作家主观精神的赤裸裸的表露了。作家已经较为成功地把握了人的观念、行为与家庭、社会、时代、个人经历以及性格气质、生理机制的必然联系，从而在小说中塑造出有文学价值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过，即使是这类小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家所关心的某个社会问题，并且仍然是小说立意的缘起和指归，只不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较，作家更致力于这两者在小说中的和谐与融洽。

这里，我们无意全面讨论刘心武的创作道路，而概略地作些回顾只是想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钟鼓楼》是否标志着刘心武创作上的一个新起点？不难看出，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虽仍钟情于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揭示，但却更 注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和人的研究，以至很难说作家究竟在小说里提出了多少社会问题，而只能说它起码涉及了社会和人的哪些方面。如果说，他早期创作上的特点是直线式地表现主题，而稍后的创作又呈现出一种枝杈状，仍能使人捕捉住作为小说出发点的某一社会问题，那么，在这部小说里，主题已变得如同一滴不断向周围渗透的墨迹，不再那么清晰易识了。显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容量大而引起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作家对小说艺术的新追求所致。这种新追求概括起来就是，作家借助于社会学这把科学的解剖刀，从妇女、老人、青少年、家庭、婚姻、爱情、代沟、社会心理、社区隔阂等方面对社会作了深入的分层剖析；并且运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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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整体描述法勾勒出几个不同层次的市民群体，从而使小说中的市民典型直接与市民群体相观照，达到了深化典型人物的目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物的典型化方法，使整部小说从文化的高度去俯视整个生活、整个社会以至整个时代。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作家是有意识地将社会学引入小说艺术之中，从而使《钟鼓楼》成为从 问题小说走向学者小说的一个新起点。

所谓学者小说，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一、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某一门具体科学的原理去观察、分析和反映生活，从而使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该门具体科学的影响而大放异彩。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融合了该门具体科学的一些特殊方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艺术的新的审美特征。三、这种具体科学对小说艺术的渗透，有时还表现在作家的文学语言上较多地揉合该门具体科学术语的成份。

如果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准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者小说实际上是早已有之的，而非什么故创新语。例如：意识流小说实际上是小说与现代心理学的一种结合，存在主义学则更是存在主义哲学与小说的合二为一。如果我们的眼光再扩大一点的话那么象吴晗的历史剧可以看成是史学与文学的结合，阿尔图斯、赫胥黎的《新奇的世界》则可以看成是生物学与文学的结合。因为前者对真实性的把握实际上是史学的而不是文学的，后者对未来世界的描写是基于体外受精育儿这一生物学理论上的，更何况他们本人就是这一门科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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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理由把刘心武的《钟鼓楼》看成是社会学与 文学相结合的学者小说。这一点，不仅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而且对新时期文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创作实绩。它表明，随着第三次浪潮对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文学必然会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从而对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更加科学的艺术反映。 参考文献：中国论当代文学，刘勇，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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