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要求、地貌环境制约、社会观念变化都有一定的关系。

西汉早中期墓地规模较大、有统一规划，应该是聚族而葬的墓群。西汉晚期墓地规模减小，存在一定组群关系，并穴夫妻合葬墓增加，表现家族分化的社会背景。东汉至六朝墓地受地貌环境限制，规模不等；墓地内存在不同的组群关系；多人合葬现象更加普遍。反映了该时期家族墓地兴盛、家庭合葬墓流行的丧葬文化现象。该时期，以家庭合葬墓为基本单元的家族墓地，相对集中在一定区域，形成数量巨大、绵延数公里的大型公墓。

西汉初期墓葬主要随葬实用陶器、仿铜陶礼器、少量铜兵器、铁器等。西汉文帝至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前，出现仓、灶等明器组合。西汉中、晚期出现带斜坡墓道的土坑墓，流行夫妻异穴并列合葬，大量随葬陶礼器、日用铜器、铁器等。王莽时期出现土坑、砖室过渡形态墓葬。东汉早期出现成熟的砖室墓、各类洞室墓。东汉中、晚期砖室墓、洞室墓流行，釉陶器、俑类、模型等明器大量出现。六朝时期墓葬形制沿用东汉，有规模变小、构筑简化的趋势。蜀汉时期出现少量的瓷器；两晋时期，四系罐、盘口壶、碗、盘、钵、砚等青瓷器成为主流，明器逐渐减少；南朝晚期明器全部消失。

重庆地区西汉初期墓葬具有浓厚的战国晚期巴、楚、秦文化特点，东部受楚文化影响较大、西部与四川地区联系密切。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面貌基本确立，但陶釜等体现巴文化传统的因素长期有所保留。此外，重庆地区汉晋墓葬陶罐、壶、仓等陶器，各种人物、动物俑类、鎏金铜牌饰、墓葬建筑材料如独具特色的空心砖、发达的几

何花纹砖，洞室墓葬俗等，体现了浓郁的地方风格，形成有别于与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其形成，与重庆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族构成、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七

唐宋城址在1997年前仅限于调查，少有发掘。2005年土坎遗址发掘，发现了唐武隆县治遗迹［102］。奉节永安镇宋夔州城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遗址叠压在现代奉节县城下，发现的宋、元、明、清时期遗存异常丰富。2003年发现的通往夔州城南门外的宋代主干道宽4.5米，修造规整。2008年发现的大型宋代高台基建筑出土板瓦款识表明，系涪陵、丰都、万州等地官府督造，应为南宋衙署类建筑［103］。

1998年以来，奉节白帝城遗址群［104］方圆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南宋抗蒙山城为核心的系列收获。发现的南宋白帝城依山而建，平面略呈马蹄形，现存城墙约7000余米，主要修筑和使用年代在淳佑—至元年间，约40年左右。在城内发现了内城、城门、马面、马道、高台基建筑群等重要遗迹；在城外发现了擂鼓台城，锁江铁柱、烽燧等附属军事设施遗迹。这些设施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严密的军事攻防系统。该发现，对于峡江山地城市类型的认识、对于南宋西线抗蒙防御体系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2006年至今，合川钓鱼城遗址开展了范家院子地道、石照县衙、城墙、南北一字城、南水师码头等重要遗迹的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城墙等遗迹的解剖，印证了钓鱼城三次大规模筑城、修建码头的重要

史实。南北一字城墙、水军码头，内外城组成的封闭防御体系，修正了过去的学术观点。蒙古军队开凿的最早的攻城地道，连接水师码头的上山道路，在码头城墙内侧拣选堆码、用作礌石的卵石等发现，弥补了文献材料记载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方面的研究价值。

2000~2003年，云阳明月坝遗址进行了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揭露，清理唐宋时期各类建筑80余座、市镇道路20条、码头两个、墓葬80余座，出土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瓷器为主的各类生活遗物万余件［105］。发掘结果表明，明月坝遗址为初唐至北宋中期的市镇遗址，经历了草市到市镇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中晚唐时期形成了丁字型布局为基础的开放型市镇。建筑规整的民居、多进院落式衙署、四合院式寺庙等高规格建筑以及商用店肆、制铁作坊的出现，各种砚台、青铜銙饰、博具的出土，尤其是涂山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长沙窑等南北著名窑口瓷器的大量出土，见证了明月坝遗址作为一个早期重要市镇的繁荣。北宋中期以后，受洪水、河道变迁的影响，明月坝市镇中心逐渐转移。至明代，原唐宋市镇中心废弃，被平整成为了一块近4000平方米的集市广场。类似的早期市镇发现有万州武陵镇下中村遗址、云阳佘家嘴遗址、丰都玉溪坪、万州大地嘴遗址等。

市镇是介乎城市与农村中心聚落之间的重要纽带，是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份。明月坝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市镇的重要发现，弥补了我国早期市镇遗址发掘与研究几近空白的状态。

与明月坝佛教寺庙遗址相似，奉节宝塔坪遗址［106］2001年度发现了高规格唐代建筑，出土佛教造像、铁鼎香炉、瓷鼎香炉等佛

教寺庙遗存。丰都玉溪坪［107］、云阳乔家院子遗址［108］发掘中，出土200余件高5~15厘米，带有活动座子，用以旅途供奉的镏金铜观音像成品和半成品。这些发现，为重庆地区唐代宗教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0年以来巫山大昌古城遗址［109］的勘探、发掘，比较全面地复原了明清大昌城的基本格局和生产生活场景，为大昌古镇的搬迁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峡江地区明清时期城址研究具有参考价值。2006年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秀山打落寨遗址发现了明代杨氏土司城城墙、街道、房址、作坊等遗迹，在酉阳后溪遗址发现了明清白氏土司城衙院、居址、花园等遗存，是渝东南民族地区考古的新收获。

1978年万州初唐剌史冉仁才墓是重庆地区最重要的一座唐墓［110］。1998年以后，三峡地区20余个地点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唐墓，弥补了该时期墓葬材料的不足。奉节上关［111］、宝塔坪墓群［112］发现唐代小型土洞、土坑、砖室墓100余座。土洞墓一般墓室窄小，部分有墓道、壁龛，存在双室墓现象，墓内一般使用木棺为葬具，是最具特点的唐代墓葬。唐墓出土遗物简单，多为青瓷盘口壶、执壶、四系罐、唾壶、风字砚、银簪、铜镜、铁剪、开元通宝等。从随葬盘口壶四系、铜镜破损的现象分析，部分唐代墓葬可能存在毁器习俗。

重庆地区宋墓流行砖、石室并穴合葬，1958年发掘的北碚井口宋墓［113］、1980年发掘的荣昌沙坝子宋墓［114］是这类墓葬的代表。比较重要的还有：1987年南川隆化镇张子硕石室墓［115］，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