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来个地点。

奉节三沱遗址发现了石片、断块等石制品和食肉类、豪猪、野猪、羊等动物化石种类［22］。奉节横路遗址发现有利用率较高的石核、锤击法生产的石片、加工简单的刮削器，石制品以小型和中型的窄薄型石器为主［23］。奉节鱼腹浦遗址发现了有规律排列的12个火塘遗迹和集中分布在烧土堆附近的大量石制品、动物骨骼标本，在遗址的下部文化层出土了陶片，C14测年代距今约8000年［24］。这些发现，是重庆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探索的重要线索。

（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1999年发现的丰都玉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25］。遗址下层遗存骨渣等生活垃圾与长江洪水交互叠压形成的坡状堆积厚5米，多达59个文化层。其中，洪水淤积层多达27层，为本地区古代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6］。

玉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石制品发现上万件，成型器形体比较大，多为一次成型、简单修理的石锄、砍砸器等石片石器，有少量磨制的条形石斧。陶器数量较少、制法原始、简单器类，有釜、罐、钵、碗、盆等，釜的变化特征非常明显。玉溪下层遗存目前仅发现一个地点，其分布范围、文化源流不明，暂命名为“玉溪下层遗存”。根据19个骨胶原C14测年结果，玉溪下层遗存距今约7600~6300年，早、中、晚三期分别延续了400~500年。玉溪下层遗存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巨大，经鉴定，有哺乳动物、鱼类、蚌类、龟鳖以及鸟类等27种。这些动物骨骼多为碎骨，可能是原始居

民肢解和食用后的遗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溪当时的生态环境，折射出玉溪下层居民渔猎、捕捞占重要地位的经济类型。

玉溪上层遗存堆积较薄，出土遗物有打、磨制石器，多台面小燧石石核和少量陶片。主要的陶器标本有折沿釜（罐）、卷沿盆、深腹缸、敛口钵、附耳钵、敞口钵、纺轮等，陶系以泥质灰陶为大宗。玉溪上层遗存动物骨胶原C14测年大约为6200年左右。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广泛发现，有关其文化属性、空间分布、年代范围等重要共识已基本形成。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涪陵陈家嘴遗址，丰都玉溪坪遗址群，忠县干（注：音gan，字库无）井沟遗址群，万州苏和坪、黄柏溪、涪溪口遗址，云阳丝栗包、大地坪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巫山大溪、锁龙、魏家梁子遗址等近20个典型遗址的独立分期、统一排序和综合分析，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命名为三个考古学文化［27］。

哨棚嘴文化：以忠县哨棚嘴遗址为代表，卷沿罐器物群盛行，时代与大溪文化中晚期相当，距今约5500～5100年。哨棚嘴文化与玉溪上层文化遗存一脉相承，与东边的大溪文化分界大致在瞿塘峡。大溪文化晚期阶段，哨棚嘴文化日益强盛，跨过瞿塘峡到达了大溪遗址。哨棚嘴文化与西边川西高原岷江流域的营盘山遗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玉溪坪文化：以丰都玉溪坪遗址为代表，折沿罐器物群盛行，时代大致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100～4600年间。玉溪坪

文化遗存在东起湖北宜昌、西至渝西、东南到贵州东北、北达四川东北的广大地域皆有发现，属于重庆峡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鼎盛时期。

中坝文化：以忠县中坝遗址为代表，花边缸器物群盛行，其时代大约距今4600年～3700年。其中，中坝文化前期距今约4600～4300年，属新石器文化的最后阶段；后期大约距今4300～3700年，已经跨入了夏纪年范畴。

（四） 重庆地区的大溪文化

重庆地区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瞿塘峡以东、酉水流域两个区域。 巫山大宁河流域的欧家老屋遗址，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28］。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地区的巫山县城遗址，发现了120余座大溪文化墓葬，发现了鱼骨坑等重要遗迹［29］。最重要的发现依然是大溪文化命名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的巫山大溪遗址［30］。

2000年以来，大溪遗址全面发掘，发现墓葬近200座，灰坑700多座，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收获：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揭示了大溪文化晚期遗存与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共存关系；发现了多种形式葬俗的演变，结合DNA结果，可以开展大溪文化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大量器物坑、动物坑、鱼骨坑，可能主要反映了大溪人的某种意识或原始宗教观念；遗址功能分区的材料，为聚落研究提供了条件；峡江地区大溪文化渔猎采集经济类型，与江汉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经济不同，对于大溪文化经济类型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是非常典型的材料。

2007年，酉阳笔山坝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包括典

型的屈肢葬墓葬7座，石器加工场1处，出土遗物丰富。陶器以釜、罐、圈足盘、钵类为主；石器有打制石器，斧、凿、锛等磨制石器，多台面石核为主的小燧石石器；玦、璜等少量玉器。遗存年代距今约7000～5500年，可分早、中、晚三期。晚期出现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两组器物［31］。重庆酉水流域大溪文化的首次发现，对于大溪文化在重庆地区的分布和传播线路研究，对于大溪文化的总体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总计达142处。发现始于上世纪50年代［32］，随即长期陷入沉寂。1992～1996年，三峡调查发现近70处遗存［33］，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十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三峡以外的区域新发现了70余处遗存，收获巨大。这些遗存主要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的河流宽谷分布，文化面貌以巴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因素并存，客观反映了该时期重庆地区古代族群不断迁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走廊文化特征。夏商至春秋时期，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34］。

夏代至商代中期：发现地点近20处，典型遗址有忠县哨棚嘴［35］、中坝［36］，万州中坝子［37］、云阳大地坪［38］、云阳丝栗包［39］、奉节新浦遗址［40］等。该时期器物群可以分为三组：侈口罐、盘口罐、敛口罐器物组，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峡江地区土著文化传统。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器盖器物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鬶、封口盉器物组，属于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