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的关系，他在拿到律师公会给他的类似于执照的东西后，才能够执业。这其中包含两重独立性，第一重是律师独立于律师公会；第二重是律师公会独立于的司法行政部门，是一个独立的行业组织。律师独立于律师公会，又要受律师公会的行业规则约束，这是所有行业里做得最好的，也许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做法律的。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进程都有相当的启示。
民初的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各个地方的律师公会影响力非常大，像杭州、汉口，天津、南京、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的律师公会，当然，最典型的是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对于当时的法规、法律都提出了专业性的意见和议案，
有很多都得到了回应，有一些也得到了落实。书中的附录里有上海律师公会给上海地方法院和外交部的呈文，还有外交部的复函。这些原始的文档，可以证明当时的律师公会是很有底气的，同时，他们的所有意见都是站在专业立场上，没有跨出专业领域。
关于传承这一块，中国律师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断的，整个职业体系都中断了，谈不上传承，实际上在民国显赫的律师进入1949年之后很多人都改行了，像史良去做了司法部长，但是她从政之后与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了。
上海是中国律师的大本营，上海律师公会在中国律师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海读本：为什么上海是民国初年最早出现律师的地方？能否谈谈当时上海这些律师的基本特点和背景？
傅国涌：上海是引领风气之先的地方，很多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制度，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包括新闻出版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上海是万国文明在中国展示的橱窗，最先呼吸到西方文明的空气，从而将这些不是本土原创的东西率先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民国初年，上海的律师基本是以当时在日本学法政的人为主，这些有留日背景的人一开始占了很大的比例，包括曹汝霖，这是最重要的一类；第二类没有留过学，是在晚清中国开办的法政学堂里学过法律的，像杭州就有这样的法政学堂，是私立的，这些
学堂培养了一批人；还有一类是没有受过正式的法律教育，但是有在司法机构从业经验的人，比如晚清时代在类似于法院、检察院等机构工作过的一些前官员，这些人有过审判、检察从业经历，从官场上下来，转为律师，这是第三类。后来，越来越多的高官成为律师，比如张耀曾，他在中华民国的前15年做过三次司法总长；还有些人做议会的议员，像刘崇佑、沈钧儒；章士钊做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他也做了律师；做过议员、做过大理院院长的董康，也做了律师，这样的人是很多的，所以，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有社会地位的人转入律师行业。（下转A2-11版）
（上接A2-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