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黄金大劫案
纪实文学：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文/东方明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 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 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 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 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 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 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 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 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 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 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 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 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 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 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 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 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 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 、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 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 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 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 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 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 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 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 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
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 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 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 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 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 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 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 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 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 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 ，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 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 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 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 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 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 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曰：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 ，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 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 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 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 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 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 ，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 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 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 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 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 。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 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 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
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 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 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 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 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 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 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 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 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 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 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 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 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 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 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 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 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 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 ，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 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 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 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 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 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 ，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 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 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 ，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 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 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 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 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 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 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 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 ‘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 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 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二、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 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 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 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 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 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 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 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 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 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 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 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 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 。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 ，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 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 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 ，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 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 ，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 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 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 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