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一个是认识能力，一个是道德能力。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是把实践范畴引入哲学的第一人，不过他所说的时间还只限于伦理学的范围。我们则是把实践当作认识世界，尤其是改造世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黑格尔到马克思。康德的实践限制在伦理学范围。康德说，人类理性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那么他同时是两个世界的成员，同时受两种法则的影响，一方面，作为自然法则，不得不遵守必然的法则，另一方面，人类理性作为理性存在，它当然应该遵从理性法则而行动。但是，理性法则对人的影响与自然法则就不一样了，那么，只有当有理性的人按照理性法则去做，理性法则才起作用。它不像自然法则是必然的发生作用，无论你认识它，不认识它，自然法则必然发生作用，而理性法则，一定是你自觉地、自主地按照理性法则去做的时候，它才能对人起作用。所以，康德讲，理性法则是人应该遵从但不一定遵从的法则。康德说，讲“应该”就是道德法则。那么，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的区别，康德讲自然法则是以“是”做系动词的，在自然之中没有“应该”的问题，一切东西都是以必然性的方式来体现。道德法则是以“应该”的方式，理性法则对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来说，它体现为“应该”如何如何的道德法则。康德的伦理学是典型的动机论。因为我们知道康德那个时代，18世纪那个时代是经验论在某种意义上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前面有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也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个道德的问题归结为幸福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你像18世纪爱尔维修，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的利益，人的所有行动是利益驱使，那么，如果我们要讲道德，什么是道德？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是从效果的角度来衡量。康德认为，从结果或者行为本身来排判断，不能辨别一个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意义。是不是道德法则，是不是道德行为，康德举例，人应该诚实不说谎，这个作为一个行为，无论是哪一种特定的具体行为，他是诚实的，但是一个人诚实不说谎，他的动机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我们不可能说所有这样一些动机，你从结果看都是诚实，但是动机不一样。比如康德说，商人讲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们今天的话说讲诚信，是不是好事情，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你不能把他叫做道德行为，好归好，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诚信，目的并不在于诚实，因为我讲诚信，然后我品牌，我长时间树立好品牌，事业做得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多，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诚信本身，甚至我有时候会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看起来不说谎诚实的行为，甚至有很丑恶的动机，比如一个人身患绝症，通常医生不会跟本人讲，他会把家属叫来，跟家属说癌症晚期，三个月手术无效，不要跟本人讲。让病人能够平静地度过最后时光。我和这个人有仇，我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我提着花和礼品去见他，说别人都在骗你，我现在跟你说实话，你得的是癌症晚期。大家想一想，这个行为是诚实，但它背后那个动机是很丑恶的，你不能说这样一种行为也是道德行为，另外，你在威逼利诱，比如有利益的引诱，你诚实，就是说严刑拷打之下你诚实。康德说，“只有因为诚实而诚实的行为，才能称之为道德行为。”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诚实，出于道德本身，这才能叫它做道德行为，我们说，一个诚实的行为做出来并不见得是坏事情，他可能是好事，但是他不一定具有道德价值，不应具有道德价值，所以康德伦理学很强调动机的。那么，这一点康德实际上面临很大的困境。康德自己也讲，说究竟在现实生活中你找得到找不到这样的道德，可能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法证明，完全出于道德的行为。康德认为，道德行为在现实中没有并不意味着理想中不应该有。以往的哲学家往往因为这一点，就是认为没有道德，所谓道德，不过是经过精心提炼过的利己之心，你看起来这个行为是利他的，其实背后的动机是利己的。所以，对于人类理性来说，它恰恰要创造地是自然中没有，但是应该有的东西。这是体现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地方。那么，道德法则如何可能？这里面康德实际上也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在理论理性讲认识能力时候讲了，科学知识是先天综合判断，康德在伦理学里也将先天综合，但他叫做先天综合实践判断，为什么？康德说我这里面实际上也有综合，因为人的意志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一种是完全按照主观准则去做，这个主观准则只对你个人有效，但我也有可能按照对所有有

理性者都有效的去做，那么在康德看来，什么叫做道德？就是说主观准则不仅对你个人有效，而是对一切有理性者都有效，这样的行为叫道德行为。所以，我们讲到这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意志、主观准则、客观法则的一个综合关系，在认识论这部分，我们一讲到理性，我们通常讲得是普遍一般的，康德甚至不讲人，讲所有的有理性的存在具有同样的认识结构，先天认识形式。但是，你要讲到伦理学，讲到一个道德行为一定是落实到一个个人身上。你总是出于一定的动机去，这个动机一定是具有主观准则的意义，但是，当你的主观准则不仅对你有效，而且对所有理性者都有效时，它就不仅仅是主观准则，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客观法则。所以，一个道德行为所从出的意愿或者意志的动机，应该是或者把你的主观准则上升到普遍法则的意义，它应该对一切有理性者都有效。或者你就是以对所有理性者都有效的那个法则，作为你自己的动机。因为道德行为的作出一定是你个人动机引出来的结果。那么，康德把他的道德法则也叫定言命令。我们前面讲了理性法则对应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法则，“应该”是西方命令式，汉语命令式有强制性，但在西方语言里的命令弱于强制性，英语叫ought to。康德说命令式可以有两类，实。这个手段和目的是分开的，我诚实是个手段，一类叫做假言命令，一类叫直言命令或者定言命令。所谓“假言命令”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种有条件的命令式。如果我要说谎我就失去信誉，失去信誉我就失去利益。所以为了获得利益，我诚是为了别的目的服务。康德说这种假言命令不是道德命令。一个道德命令，他的手段和目的是合一的，我就是为了诚实而诚实，我是因为不应该说谎，所以我不说谎。所以这里边没有手段和目的的区别。康德说只有这类命令才能叫做定言命令。那么，什么样的命令可以成为定言命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这本小册子里面，讲了三个公式，其实康德并没有给出一个道德法则的具体内容。他给的我们是如果一个法则可以叫做道德法则，他应该具备的条件，或者他应该满足的条件，首先第一个条件普遍性的公式，这是他最核心最基本的公式，康德讲，“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也就是说，“你的行动，要使你的准则通过你的意志上升为普遍的法则。”你所从出的主观准则要对所有有理性者都有效的普遍法则。这是第一个条件要求，康德这一条件是最基本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这本书里边，干脆就是这就是定言命令道德法则唯一的规定。那么，我们可能会有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判定，说我这个主观准则能购成为对一切有理性者都有效，所以康德就有了第二个公式，我们也称为“质料公式”，康德其实始终在强调的是形式，你看他在认识论里面，即使在道德法则里面也强调形式的约束，先天形式。但他在这里却讲的质料，实际上他在讲的是究竟我们怎么判定这个主观准则的内容，怎么给他有一条限制。那么，康德这一段话很著名，康德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很简单一句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讲人道主义。康德的意思是，我怎么来判定主观准则能够成为对一切有理性者都有效的普遍法则。我们知道实践理性作为一种行动的功能，实践的功能，它是一种目的性的活动，我有一种动机，我的这种动机决定了我的行为的做出，是一种目的性的活动。那么，如果有一种动机能够成为所有有理性者的动机，也就意味着他能够成为所有有理性的目的，在什么情况下，一种目的能够成为对所有有理性者都有效的目的，那就是理性自身，对理性来说是自在的目的，理性自身的目的，是你源出理性自身目的而行动，他才能叫它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可以说，你来衡量一下你这个动机怎么能够成为对所有有理性者都有效，你就要来考量一下对于所有有理性者来说都是它的目的。那么，第三点，如果我们的行为所从出的动机是对一切有理性者都有效的目的，是理性自身的目的，那么当我按照这样的准则去行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是出于对理性自身目的而行动。理性为自身立法。所以，康德的第三个公式叫自律性的公式，“每个有理性者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每个有理性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由于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按照理性法则去做的时候，我就不是被动的受到某种法则的支配而是我

出于自身目的而行动，那么在这里边，立法者和守法者是一个，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我遵守的是自身的法则，所以康德在这里边，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讲，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出于自身内在必然性而行动，自由就是自律，自由和道德法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康德不会把自由理解为任意去做什么，我们看起来我们不守约束地随意去做，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往往在这样所谓的自由背后，你都会发现利益的原因，经验的原因，欲望的原因，那么康德说什么情况下才能叫真正的自由，那就是出于自身内在必然性。所以道德法则他仍然是法则，你看道德以自由为前提，但是它仍然要讲法则，它不像自然一样受外在法则的限制，那你是必然性的奴隶，我现在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所以康德说人类理性可以有两大先天立法权：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就看的出来，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康德强调的是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让理论理性去统率实践理性，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没有自由。理论理性讲必然，你要让理论理性扩大到实践领域，就意味着自然没有、道德也不存在。但是反过来，我们从人的身上，他完全可以有一个动机出发，做出一个行为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动机、一个目的，产生出一个行为，行为可能落在现实中由必然条件所限制，但是动机却是超越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但是在这里边，我们也是遭遇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康德遭遇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实践理性管的是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做出来的行为落在现实中受自然法则的限制，那么你怎么来协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必然的领域，一个是自由，康德维护道德的纯洁性，他强调的是道德是无条件的，我们说自由即自律，道德法则是自律的法则，所以他没有别的条件，他自身是自身的条件，但是他一旦作为一个道德行为出现，他就不由动机来决定，他就由自然法则来决定。我们想，我看到有人落水，我不会游泳，我觉得我应该去救人，我跳到水里去救人，自然能不能说这个人动机很好，善良，所以我不淹死他，我让他把人救出来。不可能的，你的动机再良善，但在自然中它是按照自然法则，水火无情，它该淹死你还是淹死你。所以，它是分开的两个领域，一个是必然的领域，一个是自由的领域，一个是动机，决定的是目的活动，一个是行为的出现，

讲座《西方哲学智慧》之康德的康德哲学（七）的笔记 那么，怎么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康德把它具体化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既然我们人同时是两个世界中的成员，但大家注意，康德并不意味着说把世界分成两个世界，不是的，这个世界本身并不是两个世界，是一个世界，但相对于我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感性的世界，一个是理智的世界，我们人同时是两个世界的成员，那么康德说既然如此，我在感性界、现象界里面也应该满足我的需要，这是正当的，既然我是自然存在，我追求幸福的满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问题是这个幸福在自然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幸福作为目标，而你在实践理性道德里边，德行道德作为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协调？康德讲，德行当然是无条件的善，但是它并不是最完满的善，不是至善。既然人生活在两个世界，就应该都得到满足，我既在现实中获得幸福，我在实践领域也能够追求德行的实现。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就构造了这样一个二律背反。康德说，“幸福是获得德行的原因，追求德行的实现，也能带来幸福的结果。”康德说，这两个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你追求的是幸福，得到的是德行，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想过康德讲过的动机，你首先要动机良善才能说你的行为良善，我说我追求的是幸福，最后的一个结果是道德行为，你的行为看起来好，但它不能说是道德的，那么反过来说，我以德行为条件获得幸福这一点，现实中虽然不可能但是却是应该的，也就是说德行为前提，道德为前提，那么我也应该能够获得幸福，这应该是我的理想。康德说，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好人受苦，恶人当道。你做好人你就要受苦。你虽

然去行善，但是你可能吃尽千辛万苦。人和人他通常不受道德法则约束，你自己就是追求自己利益满足，他可能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如何来解决幸福和德行之间的矛盾。显然，首先一点德行是配享幸福的首要前提；但在此前提之下，能享受到幸福，此为至善。但这一点是实践理性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假设前提，请大家注意，康德讲到道德的时候是无条件的，但是道德的实现就有了条件，就有了假设，因为道德的实现不由道德的动机来负责，它管不了。所以，康德又提出了实践理性的三个“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首先，只有当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他能够把自己的主观准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的时候，他有这个自律，道德才是可能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康德是哲学史上少数非常诚实非常谨慎的哲学家。他觉得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说解决不了。康德讲什么，康德说人终其一生，你都要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所以在你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到达那个完全德行的境界，假如是这样的话，除非假设人格具有无限的延续，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德行。我们说德行是目标、是理想，但是人只要你活一天你就要受自然法则的限制，你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就摆脱了自然限制，完全按照德行去做，不可能，实现不了的，可是我们要以它为理想。这个理想一定要有可能性，你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但如果连可能性都没有，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还会不会以它为我们的目标。而它的可能性有个前提条件，它是要求有一个无限曲径去实现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人的灵魂是无限延续的，你才能保证我们追求德行的无限过程有条件。这两个条件，其实都在讲德行。第三个条件，上帝存在，康德讲到幸福和德行。因为两个世界，除非我们能够保证现象界遵从必然法则的现象界，也能够让你满足道德实现的条件，如果它根本不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想得非常好，做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想得很好，跟做出来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必须保证这个东西也能够在现实中实现，但是这个实现决不是你想能够决定的。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保证这两个世界的协调一致。说到这里面，涉及到康德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说过去经常批评康德，神学不彻底性，因为我们在讲到《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康德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进行各种批评，对于灵魂、宇宙、上帝这些形而上学的对象进行了批评，所以人们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把上帝从前门赶出去了，在《实践理性批判》开个后门，又把上帝收进来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康德在这里面的问题在哪儿，首先一点要强调的是，一讲到道德是无条件的，但道德的实现就有了条件，这个东西不由道德自己来决定，假设（你不做这个假设你没办法解决问题）你必须假设。道德本身没有条件，但道德行为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康德有神学上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但是康德并没有要把道德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这么说“康德心目中，没有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道德，但可以有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神学。”康德的道德是无条件的，它不以神学为前提。但是你从道德出发，却可以引出一个神学的结果。那么这一点我们说也是情有可原，我们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说到这里边，判断力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集中去讨论了，我们现在还是在实践理性的角度讲公设，康德要从整个体系的角度，就涉及到《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这两大领域怎么来现实的沟通，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了，但是康德的主要精神我们讲得是比较清楚了。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康德有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就刻在康德的墓上。首先你可以看到康德把内心的道德法则提到什么高度，和头上的星空并列的高度，其实在康德的心中不仅仅是并列的，它还要高于头上的星空，为什么？我们说在这段话后面康德还有一大段话来解释它的思想，他说，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都和我们的生存相关，一个适合我们的自然存在，一个适合我们的道德存在，就我们的自然存在而言，我们生活在地球，地球在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银河系还有系外星系，和浩瀚无垠的宇宙连接在一起。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不过是浩瀚银河系的一粒沙尘，我们就是生活在这颗沙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