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得天统矣。则陈僭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1

值得注意的是，皇甫湜极力推崇的南朝正统论，与《历代三宝记》所采用的正统王朝谱系是完全吻合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隋唐时代，虽然北朝正统论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在士人阶层中，有关南北正统的争议还远没有结束，费长房和皇甫湜主张的南朝正统论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持南朝正统论者之所以要将陈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如上所述，侯景之乱以后，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后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因此，皇甫湜认为萧梁之亡与北周之兴，标志着南朝正统的终结和南北正闰的转换，故谓“周取之梁”。由于他把梁元帝江陵之陷视为萧梁灭亡的标志，认为事出其后的梁陈禅代于理无据，因谓“陈氏自树而夺”，由此消解了陈氏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2

皇甫湜写作此文的初衷，原是为了否定北魏正统，并借此为东晋正名。对北魏历史地位的评价，乃是唐代南北正统之争的焦点所在，而是否承认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实为南朝正统论与北朝正统论的重要分水岭。由于唐王朝将北魏视作北朝国家法统的源头，故明确承认其正统地位，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在士人阶层中未必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尤其是自中唐以后，一些汉族士大夫对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提出公开质疑，其中种族问题往往成为关键的症结，如刘知几指斥“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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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湜也以“拓跋氏种实匈奴”作为否定北魏正统的重要理由。与此同 12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唐文粹》卷三四。此文大约作于宪宗元和年间。 不过，皇甫湜以西魏恭帝元年（554）攻灭江陵作为梁、周兴亡相续的时间坐标，

却受到后人的质疑。洪迈《容斋随笔》卷九“皇甫湜正闰论”条指出：“灭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按应为西魏恭帝），时岁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灭，则为周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亦云：“梁元帝江陵之陷，时为西魏恭帝之元年，虽政出宇文，而元氏固未改步也，何得遂为北周？”（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编本，2000年，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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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断限篇》。又《探赜篇》称魏收《魏书》为“伪邦坟籍”，也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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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极力阐扬东晋王朝的正统性，《史通·探赜篇》给予东晋政权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着重强调东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圯耿，盘庚之徙亳，幽王之灭戏，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这些言说中流露出对于异族威胁的焦虑与戒惕心理，不妨从中晚唐时代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去解读它们背后的语境。

唐人还有另外一种别出心裁的南朝正统论，是由萧颖士提出来的。《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曰：

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迄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

这里说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本传语焉不详。不过萧颖士曾在写给韦述的一封信中谈及撰述此书的具体想法：“仆不揆，顾尝有志焉。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应正数者举年以系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于《左氏》取其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覈，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1 此书今已不传，亦未见于著录。从这仅有的记载来看，可知《历代通典》是一部专在义例、书法上做文章的编年体通史，故赵翼说：“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2 此书独创的南朝正统论，将南朝之陈与北朝之周、隋全都排斥出正统王朝之列，而以唐朝之土德直接承袭萧梁之火德。萧颖士之所以独尊萧梁，主要是出于个人感情，《新唐书》称其为“梁鄱阳王恢七世孙”，这就是他“黜陈闰隋”的主要动机。萧颖士的南朝正统论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因素，被章太炎斥为“党伐之见”、“偏私之

了否定北魏正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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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文苑英华》卷六七八。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五“通鉴纲目”条，栾保群等点校本，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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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1 其书之不传于世，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径承汉统说的提出及其政治实践

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统之争，给后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北朝正统论堪称隋唐时代主流的历史观念，但因无法解释清楚其正统源头而受到人们质疑；南朝正统论虽然在士人阶层中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显然不可能为隋唐政权所接受。于是便有人提出一种折衷意见：不妨略过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直接上承两汉法统。

首倡此说者是文中子王通。据唐杜淹《文中子世家》说：“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2《中说·魏相篇》也提到此事：“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关于《太平策》的主旨，详见《中说·关朗篇》：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3，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4。”

根据王通的这番自述，可知《太平策》的第一篇名曰《正始》，作者开宗明义地向隋文帝提出了径承汉统的建议。王通认为，南北朝是一个“天下无主”的时代，直到开皇九年灭陈之后方才获得正统地位，因此他主张隋朝当以土德承汉之火德，而不应该承周之统，以火代木。据《文中子世家》说，文帝“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这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杨氏代周而立，隋朝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继承北周法统的基础之上的，“以火承木”可以说是隋朝政治家的惟一选择，王通的意见未免太不合时宜了。因为这个主张行不通，所以后来他才又提出了魏承宋统的正统谱系，试图对北朝国家的华夏正统来源做出新的解释，“以断南北之疑”。

有趣的是，王通之孙王勃后来也倡言唐朝径承汉统说，《旧唐书》卷一九○上《王勃传》曰： 1234

章炳麟：《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4页。 见《四部丛刊》本《中说》附录。

阮逸注：“四代，谓北朝魏、周、齐，南朝陈也。” 阮逸注：“《正始》，策首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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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论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数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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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对唐朝的正统来源做出了新的解释，按他的说法，唐朝土德当承自汉之火德，而不应承隋之火德。他把魏晋至周隋都列入闰位，认为“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这种主张显然是受了王通的影响，只不过比他祖父还要走得更远——就连大一统的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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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也被他排斥在正统王朝之外。唐人谓“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 也

许这种意见当时尚未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注意。

到了武后和玄宗时期，王勃的上述观点开始在政治上发生影响。载初元年（689），武后宣布改用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声称“今推三统之次，国家得天统，当以建子月为正”，3 其理论根据来自于董仲舒的三统说。同时，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国，封其嗣”。4 此举意味着将唐朝国家法统的来源直接指向汉朝，而从曹魏到隋朝的正统地位通通都被否定了，《改元载初赦》对此做了具体的阐释：

自魏至隋，年将四百，称皇僭帝，数十余家。莫不废王道而立私权，先诈力而后仁义。勋未逾于列国，德不惭于霸图。虽复时合诸侯，一匡区域：晋武践祚，茂烈多惭于水官；隋帝乘时，雄图不逮于秦氏。惟彼二君闰位，况区区者，岂宜当三统之数者乎？5

这意思是说，自曹魏以来的统一王朝仅有西晋和隋朝，若论两国之功业勋 12

《新唐书·艺文志》历算类著录有“王勃《千岁历》，卷亡”。

以上并见《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运次”条，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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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商务印书馆，1959年，19页。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第1册，89页。 《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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