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主要靠法律.从后一个提问中,我们可以得到,现实社会也支持了我方的观点: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

法律是对错之评判，道德是美丑之区分

道德在判断善恶是非时，存在个人的差异性，可变性，模糊性，而且经常会产生两难的处境，更不用谈用道德来处理问题。道德起的是教化人的作用,法律起的是规范人的作用.通过法律可以使人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社会秩序.

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趋利性的动物,考虑的是利益.

法律既扬善又惩恶,对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法律对其进行制裁,终止侵害行为的继续,维系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对于潜在的危害社会秩序的风险,法律起到威慑作用,防范于未然.并且,对于正义的事,法律保护并且鼓励其发展.

如果侵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得不到终止,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得到维系了吗?

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如果不守法,他会是个有道德的人吗?对没有道德的人,我们是该如何教导他们,是靠道德去感化还是靠法律去强制他.

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随风倒。

当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在作恶的时候,我们是希冀道德去感化他还是用法律强制中止他这种对他人的侵害行为呢?

恶法是法吗? 回答:符合法的定义的就是法.

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是一种现象和结果,但是,是什么手段使得社会秩序达到这种结果的?法律还是道德?当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时候,是什么在维系它?法律还是道德? 道德如何构筑社会保障体系? 3.道德如何保障我们的权利不受损?

问:社会秩序的内容是什么?权利和义务.社会秩序的构成主体是什么?人.人是构成社会秩序的主体.社会秩序的内容是权利和义务.

请问对方辩友,当你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是法律还是道德在维护你的权利? 当其他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靠的是道德还是法律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你的回答不正证明了,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是靠法律.

法律是怎样维护社会秩序的?

问:假设诚如对方辩友所说的那样,社会秩序主要是靠道德去维系的.那么,请问对方辩友,道德是怎样具体操作并且达到这一结果的?

法律通过把人们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规划,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当他们做的事情违反法律的规定的时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使得法律具有威慑力,使人民有章可循,从而使社会秩序得到保障.古人都说,法正则行顺，行顺则国泰，国泰则民安.

当出现法律真空的时候,那些受到破坏的社会秩序是得到了道德的维系还是处于一种失去控制的状态呢?如果道德在没有法律的时候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为什么人们面对这种情况还是要

呼吁法律的出台呢?这是因为道德在维系社会秩序的时候不能起主导作用啊,所以需要法律来维系社会秩序啊!所以说,维系社会秩序主要是靠法律啊!

法律是道德、文化、教育建设的有力保障，道德的规范也要以法律为保障，法律是道德的权力支柱，要维持社会安定主要靠法律。

3对方辩友说，法律治的是标，而道德治的是本。而我要告诉对方辩友的是我们需要标本兼治。

靠什么？以法为主，辅之以德。对方辩友又说，法律只有惩戒功能，没有扬善功能。那我要告诉对方辩友的是，北大的袁祖洪教授已经告诉我们，法律除了惩恶，防恶，还能扬善。北京，四川不是都相继出台了《见义勇为者保护条例》吗？这不正是法律用于扬善功能的表现吗？因此，我方认为，改善社会风气法律比道德革命更重要。广州也出现了?

今天讨论该辩题的背景是现实社会，而非经过培养造就的乌托邦社会，请对方勿用美好想象的假设来推出一个完美理想的结果。“道德如何作到惩恶???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虽然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道德和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对社会关系都有调节作用。但两者的调节作用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靠教育的力量 、社会舆论和个人内心信念的力量，所以，道德要发挥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 ，必须有人的自觉性这个重要条件；而法律则不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法律发挥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个条件。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两者不可相互替代，只有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无论道德万能论还是法律万能论都是片面的。因为，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它们单独起作用时，都会表现出它本身的局限性。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和自律。法律重在对人们犯罪后的惩罚，以发挥它的警示作用；而道德重在教育和规劝，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以避免犯罪。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思想意识领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法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其正常的生活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对那些微观的生活领域，对那些特殊的人际矛盾，法律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法律作用的刚性特点，还必须有政治、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做基础，否则，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如果是法律单独发挥作用，而没有一定的道德舆论相辅佐，那么就常常会由于失去社会的支持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同样，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是道德手段单独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如对一个黑社会的头目讲道德、讲良心，是不会有丝毫效果的。就是对那些个人道德水准高的人，也无法摆脱制度弊端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国家中，道德和法律必须紧密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从历史上看，古代的中国社会主要宣传以德治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大多包括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经过汉代学者初步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论证，再经过宋明

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辨和逻辑分析，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要求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先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或清正廉洁的官吏，然后，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民爱物，孔子和孟子学说的主体即是以仁为本，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人民，惟其如此，君主才能与天同德。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还主张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爱国图强、尊贤惜才、提倡廉政、反对腐败。但是，由于缺少法治做基础，道德便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道德被政治化了，它还要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是不堪重负的，因为道德教化无法改变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规则，于是便形成了政治人的双重人格，即他们嘴里高唱礼义廉耻，暗地里却做着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因此在非法治的国度里，腐败是很普遍的，并且具有整体性特征。它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下的压榨，对庶民百姓无节制征收赋税，敲诈勒索、搜掠民财。综观古代中国，腐败还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涨的特点。汉唐以后，随着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逐步成熟，腐败现象随之迅速蔓延。唐代穆宗时，大臣韩弘以财物贿赂权贵，满朝文武除一人没有受贿外均接受贿赂。到了元代，“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到了清代，腐败更加公开，民间流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破获了一起清朝最大的贪污案：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吞赈灾银两案，1000多万两银子全部被蛀虫侵吞，甘肃省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省官员 “无不染指”，先后有56人被正法，46人被流放，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

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随风倒。由于中国有“官本位”传统，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政治的清明与否，完全依赖于做官者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够领袖群伦，垂范社会，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相反，如果大部分官员放纵自己的私欲，道德败坏，便直接诱发、刺激了社会风气、公共道德的败坏。由此可见，以德治国只有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乃治国之道。“法治”如同做手术，“德治”如同预防疾病和锻炼身体，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乏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取得成功的范例，如独立以前的新加坡政府，官场腐败不堪，被称为20世纪世界瘟疫。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同时对公务员的道德自律的实现，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很快，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廉洁政府。

总之，“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乃是科学的治国之道，加强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重要举措。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要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以德治国”的实施，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道德建设，能够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改善社会道德风尚，使人们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维护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思想根源。道德是通过说服教育、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变化人的气质，转变社会的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