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增加国民财富这个问题，老练的重商主义认为应该采取国家支持个人努力的做法，而不是采取国家单边干预的办法。除非行业规模本身使得国家受到损害（太高的准入障碍使得经济中的单个参与者无法进入该行业）——这种情况下重商主义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否则，国家只能作为一种引导力，而不能作为实际所有者（see, in the tradition of Serra, Costantini，1742: 103-104）。根据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观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现代公共经济领域只能在一个引导性的中央政府的有利监管下得到发展。社会的集体成就，以单个主体的共同成就为基础（Heckscher，1934；Habermas，1965: 34-35）。穆勒（Reinhold C. Mueller）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经济奇迹的论断似乎验证了塞拉的分析:“反映威尼斯历史和编史特点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共生关系”（Mueller，1997: 576）。

与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年）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同，这种传统强调了国家积极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法律所起的重要作用（Mandeville，1714；Smith，1976: i, 477）。如果没有皇家许可的细心关照赋予企业家在某些经济行业具有某种特权，英国就不可能在16和17世纪进入世界市场。但是，曼德维尔和斯密著作的事后特征使得他们把一些有利的制度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Appleby，1978: 101-102；Hintze，1975: 428）。因此，创新体系理论遵循的是一种久远和崇高的传统，它认为“在作为私人领域自我组织力量的补充时，公共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Lundvall et al.，2002: 222）。

11.结束语

在政治支持报酬递增产业的500年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这两个抢先行动者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没有暂时经历一个培育和保护这些报酬递增活动的阶段[12]。塞拉似乎确立了一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铁的规律”。然而，这个规律没有在如今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中反映出来。以经济福利来衡量，过去几十年内，第三世界部分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而这种做法与塞拉曾经提出的建议完全相反（Reinert，2003 & 2004）。

因此，在我们的这个全球化时代，当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们再次利用新重商主义方法来鼓励经济增长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Kay and Gwynne，2002）。重商主义的部分内容针对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将影响经济的各种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地理、历史、制度、知识、技术、法律和经济学（实际上是作为经济学存在基础的整个社会）都被看成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理论和政策相关的，但这种关系却无法在正统的经济

简化理论框架中得到理解。亚当·斯密忽略了经济体系中的协同效应、联系、创新以及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活动之间的区别。这样，在宏观层次，我们丧失了如今被人们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动态系统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保罗·克鲁格曼把握住报酬递增因素，而且实际上在其“新贸易理论”中再次构建起了重商主义贸易理论（Krugman，1990）。以进口品和出口品报酬递增为基础，许多模型都假定贸易是对等的，因此，导致了对自由贸易的普遍赞同（重商主义者也赞同这一点）。然而，与塞拉的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模型一样，克鲁格曼的有些模型又导致了报酬递增与递减的不对称（这是殖民贸易的特点）。就像维纳排除报酬递增规律（因为它不符合均衡模型）一样，为捍卫意识形态和数学的纯洁性，主流学派显然也成功地消除了贴切的东西：现在，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巴格沃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顾问、联合国经济政策特别顾问。195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随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师从萨缪尔森、索罗以及希克斯和麦克道格尔。他于1971年和1989年先后创办《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学和政治学》杂志，曾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和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80年至今一直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该校A·雷曼（Arthur Lehman）经济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译者注]得意洋洋地宣布，克鲁格曼“年青时代”对报酬递增与递减模型的“非理性狂热”已经结束了，因为“尽管看不见的手是脆弱的，但是看得见的手却是残废的”（Bhagwati，2002: 22, 31）。换句话讲，虽然面对着塞拉理论的复活，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学界总体上不相信政府能够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作为正常的活动，政府不断地在发挥作用，而且大多非常成功，包括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战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经济重建。这样，科学与意识形态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目前，被动的和功利的主流经济学阵营发现自己受到了制度学派、新熊彼特演化学派、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围攻。由于它们只是共同作为异端学说在反对主流学说，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克服阻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学术惰性。然而，随着主流经济学对第三世界边缘化国家的损害日益明显，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柏林墙即将倒塌时，美国经济协会所属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表达到了对经济学状况的担忧。与塞拉一样，他们担心方法的僵化使得分析目标偏离了方向，因此，他们告诫：“研究生项目培养出的一代人中可能会有许多低能专才（idiot savants），他们中的许多都拥有特殊技能，但却不了解实际经济问题”（Krueger，1991: 1044-1045）。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华盛顿学会所操纵的全球化过程正是由上面所描述的这些经济学家来施行的。他们在实际经济问题上的无知给60多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痛苦——在过去10年内，这些国家的国民产出和实际工资下降了，而且，有些国家的下降非常严重。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以这种新的多元化经济视角来反思重商主义这种导致欧洲民族国家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政策。只要我们仍然受到亚当·斯密的迈达斯谬误（欧洲的文明和民族国家都是“坏的社会科学”的产物）的束缚，我们就无法解决第三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塞拉

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报酬递增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多元化经济（否则就不会产生财富的累积因果）以及开明的政府政策——有望使得一种更全面、以历史为基础和在经济上成功的理论取代主流学说。我们在努力以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取代正统教科书中的经济理论。虽然我们的这种理论的抽象程度比不上主流经济学，但它却包含了塞拉的观点。关于我们的成果，请访问下列网站：www.othercanon.org。 注释

[1] 实际上，迈达斯谬误是许多人共有的一种集体错觉，用福柯（Foucault）的话来说，经济学“突然产生于西方思想，在李嘉图和萨伊时代得到全副武装并已经充满了危险”（ Foucault，2002: 181）。

[2] 几年之后，吉诺维斯（Gerovesi）的兄弟彼得罗（Pietro）将一位布里斯托商人卡里（John Cary）1695年出版的论述英国贸易的著作翻译成了意大利文（一共三册）。作为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卡里极其看重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3] 如果我们认可熊彼特对当时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地位的判断，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也是那一时期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Schumpeter，1954: 176-177）。

[4]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天文学的）也是以相同的问题开头的（Smith，1811: 55）。

[5] 参见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p. 60. In Italian: “Essendoci l’esperienza maestra delle cose, alla quale cede ogni potentissima ragione.”

[6] 参见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p. 135。

[7] 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请参见Drechsler (2004).

[8] 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不认可经济地理，但它一直作为经济学边缘学科而存在。最近，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使得这门学科有所复活。参见Krugman（1990，1991，1995）和Saxenian（1994）。

[9] 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请参见 E. Reinert (待出)。

[10] 我们引述的是1590年的版本。

[11] 甚至有一本英文翻译著作《论城市的伟大》于1607年在伦敦出版。

[12] 1725年之前，荷兰共和国一直都没有开始系统地保护自己的制造业。作为对英国和法国成功利用减税政策的反应，后来经济下滑后才开始采用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