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过劳动而不是通过金银获得的。”别尔纳茨进一步敏锐地指出，斯密把“最初的生产过程——劳动创造商品的过程——与通过货币交换来获取商品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同起来，或者说混为一谈了。

在斯密的经济学中，生产和交换通过劳动的联系而成为了一体。经济活动（贸易或制造业）中的各种时间投资被统一在了劳动时间这一首要的概念（一种抽象的经济活动计量单位）之中。“难怪斯密没有对贸易和工业做出区分。他将生产过程纳入到了交换过程之中”（ Smith，1976: i, 35；Biernacki 1995: 252-254）。实际上，“为了使工业生产得以进行”，斯密列出了如下的必要要素：人们需要“原材料、工具以及工资或报酬来使工作能够展开”（ (Smith，1976: i, 313）。人们可能会问，使工业生产能够进行的知识——默会的或其他的——在哪里呢？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的著作对这个方面进行了继续探讨——人们普遍认为他“对现代经济理论的作用要大于其他任何人”（ Arrow，2000: 172）。事实上，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须的相对劳动数量，而并不取决于购买这种劳动所支付的报酬的多少。”因此，商品之间的质量差别仅仅反映了其生产上的质量差别。在一个系统中，如果技术进步只是降低了一种商品以劳动所衡量的交换价值，那么知识和创新就丧失了所有的意义（Biernacki 245-246）。根据这种理论，人类作为发明者和生产者的核心作用几乎自然而然地被忽视了，从而导致了一种以交换和贸易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其内在结果就是一个经济和谐和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世界。

如果人们按照斯密、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贸易理论来进行抽象分析（在他们的理论中生产和交换融合成了“劳动时间”这一琢磨不定的概念），那么，就不会看到整个价值核心，即反映经济活动之间本质差别的指标（Reinert，1999）。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标准假设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将在自由贸易体系中趋于相等（Samuelson & Stolper, 1948 & 1949,；Samuelson，1953）。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如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而这种理论的根源在于亚当·斯密将各种经济活动等同起来了。我们认为，按照塞拉以前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发现，目前的全球化为什么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了如此不同的结果。

19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给了报酬递增理论致命的一击。实际上，该理论的消亡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前九版《经济学原理》。克鲁格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倾向于??走数学阻力最小的道路”（Krugman，1991: 6），而马歇尔（许多人——尤其是他的追随者——认为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却未能抵制这种倾向。那些在全球创新体系及报酬递增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先是英国，随后是美国）使得创新和报酬递增都从经济理论中消失了，从而使得让自己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从经济理论中消失。这就是理论骗局，即李斯特所说的“过河拆桥”（kicking away the ladder）——使其他国家无法模仿自己经济成功的道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维纳（Jacob Viner）拥有一种可疑的荣耀：他最终将报酬递增驱赶出了经济理论体系，其理由是它与竞争性均衡理论——即假设信息完全时市场将永久出清的理论——相矛盾（Viner，1937: 475-482）。在追随亚当·斯密的过程中，维纳还使得重商主义

的概念从文雅的经济讨论中消失了。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位经济学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抛弃了重商主义和报酬递增。这样，与特定经济活动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7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再到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这种具有明显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特征的做法，成为了简单的数学推论的牺牲品。然而，这种模型推导首先损害的正是使重商主义在历史上如此成功地创造出国家创新体系原型的各种要素和机制。

8.塞拉的人口理论

“人口质量”[这又是伯特罗（1590）使用的一个术语]是塞拉经济引擎中的第二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一国的人民“天生勤奋、喜爱发明、关注让自己的勤奋发挥作用的机会、在本国和国外都建立起贸易”（27），那么，该国就将富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industry”指的是勤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到了19世纪这个词才具有了其现代含义，此时，它丧失了最初所具有的品质特征（Sewell，1980: 143）。塞拉称，在意大利的城市中，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居民因其勤奋而闻名。热那亚人最勤奋，其程度超过了威尼斯人。正如我们从塞拉论政府政策的那一章中将要看到的，在国家的有利监管下，单个经济主体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原因。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的《人口原理》在1798年出版之后，人们一般认为大量的人口会阻碍经济发展——尽管以前的理论家们持有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人们分析上的无知，因为“马尔萨斯原理”在马尔萨斯之前就已经闻名了几个世纪了。“去掉那些次要内容之后”，熊彼特写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完全来自于伯特罗1589年的思想[10]”（ Schumpeter，1954: 254-255）。 伯特罗认为，人口的增长要快于食物的增长，因此，人口始终会因为负面和正面因素（比如道德抑制和瘟疫）的影响而达到仅维持其生存的限度（Botero，1590: 222-226）。在马尔萨斯之前，意大利就已经拥有了奥特斯（Giammaria Ortes，1713~1790年）[奥特斯（1713~1790年）：意大利威尼斯的牧师，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是《国民经济学》。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受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食品的限制。人口增殖会以几何级数进行。奥特斯的观点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来源。——译者注]这位悲观主义的马尔萨斯经济学家。

考虑到塞拉的物质环境，他关于人口的结论似乎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他被禁锢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其中一个城市中，而且被饥荒、贫穷和苦难所包围（Marino，1982: 226）。显然，居民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经济的繁荣，因此，塞拉在描述人口方面的主流思想时，强调了人口质量的作用——这就是人文主义者的基础以及实践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写作传统。

9.“大贸易”和累积因果理论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贸易”（great trade）。塞拉的这种说法并非仅仅指的是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取利润，它还包括原材料的进口（对原材料的加工能够获得大量的增值）以及随后的制成品的出口。塞拉观察到，几个世纪内，威尼斯利用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为“所有从亚洲运往欧洲的商品都要经过威尼斯，然后销往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从欧洲到亚洲的商品也是从威尼斯装运出去的。”然而，那不勒斯则苦于没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处于意大利半岛的顶端，人们都认为这里不便于展开贸易”（32-33）。

按照德国历史学派、现代结构主义者和依附论者的解释，用于随后出口制成品的原材料的进口，是建立早期现代国家的核心。事实上，利用进口替代工业化获得出口带动的增长几乎是每一个成功实施工业化的国家[从梭伦时代的雅典到亚洲虎（泛指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译者注）]的基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通往自由市场的必经之路（Sombart，1902: ii, 55-56；E. Reinert，1999, Kay and Gwynne，2000: 52；Chang，2002）。这种理论建立在如下观点的基础之上：必须使出口品中的劳动投入最大化以及进口品中的劳动投入最小化。进口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后出口，这样，产品增值的过程将由国内而不是国外劳动来完成。通过学习这种方法，报酬递增活动在国内得到最大利用，而报酬递减活动则集中在国外，就好比后来的殖民体系一样。这种观点产生的基础在于人们能清楚地看到，人力资源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佩诺特（Cosimo Perrotta）认为，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来建设国家（Perrotta ，988），而塞拉的著作似乎对这种制度为什么如此成功作出了最早的理论解释。这种政策会同时创造出就业和财富，而外国人力资本的进口是这种论断的自然延伸。所以，塞拉认为，那不勒斯总督应该仿效当时的威尼斯人的政策而特意让国际专有技术流入。弗里曼认为，这种国际知识的交流是“目前国家创新体系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Freeman and Soete，1997: 297）。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极为有利，威尼斯是一个特例，因为，特定的地理原因使得大贸易这个共同原因得到了扩展。根据这一点，塞拉对经济分析史上第二个重大创新——累积因果的观点——进行了讨论：

“制造业的数量也对城市有利。这个因素能够使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其原因不仅在于制造业本身（这样的话，结果将归功于它们），还在于这两种因素共同发生导致的结果——因为两者会相互强化。贸易和地理位置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汇集会因为制造业而得到强化，贸易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汇集会使得制造业增加，而同样的人口汇集又会使得贸易更加壮大。”（32）

在此，塞拉首次描述了经济分析史上的累积因果，即创新体系理论中的良性循环（Lundvall，1992: 2）。尽管系统效应在重商主义者的分析中很重要，但是，过了300多年之后，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才无意中使得塞拉的思想复活和再次闻名于世（Myrdal，1956, 1957）。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明确认为，累积因果的存在是其演化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了演化和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Veblen，1898）。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该理论以各种因素有机的相互依赖为基础，而且对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解释具有重要作用。在塞拉看来，威尼斯的强大，是由于它设法使得工业、创新、贸易和人口等因素偶然聚集在一起——他十分明确地认为（再一次根据明确的累积因果）这种结果来自于良好的统治权（48）。通过相互强化，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威尼斯走上了一条与那不勒斯非常不同的发展轨道。如果不创造出类似于威尼斯的生产结构，那不勒斯将无力解决其经济问题。

10.政府的政策

从最后的分析来看，《简论》是一本本宣传手册，其目的是传播塞拉所称的公共利益（这反映了他写作时的人文主义传统）（36）。从本质上讲，塞拉是一位相对主义者。他主张在立法活动中抛弃所有的绝对原则。在解释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观点时，塞拉告诫统治者们应该“仔细考虑许多问题而不是某一个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一般会对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太阳使粘土变硬，但却使得石蜡变软；轻柔的口哨声能够使狗活跃起来，但却能使马安静下来”（35）。由于国家“要考虑无数的问题”，而且“国家在执行各种规定时，有可能导致一些麻烦”，这就意味着优秀的政治家是十分罕见的。作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传统的反响，塞拉认为，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就是“人的意志”（25），即尼采（Nietzsche）后来所称的经济中人类的智慧和意志（Geist-und Willens-Kapital）。政府政策最终是所有原因中最强有力的，因为它完全以“意志”为基础，所以能够鼓励其他原因的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的这种因素是完美的，那么，在使该国获得大量金银的所有因素中，它将是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因为它可以被称为有效原因，比所有其他的因素都重要。因为它能够带来这些以及无数其他的机会。它能够使这些机会处于有利的状态，能够消除一些障碍。它能够通过其他方法带来同样的结果——无论是在拥有这些因素并且在这些因素方面拥有较好条件的国家，还是在缺乏这些因素而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36-37）。

所以，我们可以说，塞拉的经济增长理论以政府有意识地控制环境的差异（从地理环境到各种经济活动创新潜能的差别）为基础：提高制造业的比重并降低农业的比重（在1590年的著作中伯特罗就强烈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这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这本书在塞拉写作之前就已经出版了许多次[11]，而且塞拉很可能熟悉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