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国家创新体系

——以塞拉1613年的《简论》为例

索菲斯·赖纳特 埃里克·赖纳特

王中华 译

【本文选自《穷国的国富论》（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3～307页】

摘要：以熊彼特经济学为基础，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家创新体系就成为了一种整体的、以社会和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解释方法。然而，认为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系统联系会影响生产和新知识的应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比目前研究得出的时间要早得多。我们将论证，那不勒斯的重商主义者塞拉在其1613年出版的《简论》（Breve Trattato）中就已经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其中包括报酬递增和协同效应这两项重要的因素。与文艺复兴末期的重商主义者一样，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也面临着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问题。因此，探索早期创新体系理论的做法将是有益的（即使不是必须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塞拉的作品已经几次被人们发掘出来，每一次都成为了经济动荡时期指导方针的来源——第一次是在意大利统一的前夕，另一次是在德国工业化的前夕。在南北国家之间2003年坎空会议未能达成贸易协议之后，这种动荡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主流经济教条并没有实现其政治承诺。我们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必然要寻求新的手段和方法的过程中，塞拉的思想再一次成为了一个相关的话题。

目 录

1.引言——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商主义

2.塞拉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3.塞拉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

4.对《简论》的剖析

5.塞拉的研究方法

6.塞拉提出的经济增长原因

7.塞拉对制造业和报酬递增的论述

8.塞拉的人口理论

9.“大贸易”和累积因果理论

10.政府的政策

11.结束语

1.引言——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商主义

人们时常认为，静态的、以交换为中心的主流经济学（即围绕新古典范式的一整套理论）目前正受到一种更广泛、更动态和以社会为基础的另一种理论（它关注的是作为经济增长机制的生产和创新）的攻击（Broda，1996: 235；Magnusson and Ottosson，1997: 1-9； North 2001: 491）。作为新熊彼特理论的分支，创新体系理论（总体上可以被看成是激励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协同效应的存在）在过去的几年内，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目前，随着2003年“学习、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建设经济学全球网络会议”（Globelics，Globelics的全称为：Global Network for the Economics of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 System。它由世界著名技术创新研究学者伦德弗（Bengt-?ke Lundvall）发起，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发展问题。Globelics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第一届年会于2003年11月3～6日在巴西里约举行，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约100名学者（包括巴西）参加了会议。——译者注）在里约热内卢的召开，这种理论又正式成为了讨论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内容。由于它强调知识经济的社会和制度环境（Lundvall，1992；Ernst and Lundvall，2004），因此，似乎在吸引不满者的同时，又不会疏远正统理论的代言人。自从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以及后来的

伦德弗（Bengt-?ke Lundvall，1992）和纳尔逊（Nelson，1993）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进行解读以来，这种方法逐步被纳入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政策之中（Lundvall et al.，2002: 214）。然而，如今这种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许多研究都是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的已经成熟、已经多样化和成功的体系（Lundvall et al.，2002: 226）。如果不经过历史透镜的过滤，几个世纪以前，在具有工业传统的国家产生过奇迹的理论和概念可能对发展中国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即便不会带来直接损害）。确定在贫穷国家成功实施创新体系所必须的条件与理解如何刺激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经济，是两项不同的课题。

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关注成熟国家创新体系的现在和未来，而且还要关注它们的过去，确定这种方法的必经之路（mandatory passage points）及其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起源。换句话讲，当国家创新体系这种现象首次被人们观察到的时候，工业化世界的理论家们是如何对其进行描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已经被追溯到了李斯特的作品之中（Lundvall，1992: 16；Freeman and Soete，1997: 295-299），但是，其知识根基却深藏于经济思想史中。显然，李斯特（1789~1846年）和罗雪儿（Wilhelm Roscher，1817~1894年）（他使得报酬递增规律重新被经济学家利用）两人在提出自己更具协同效应特征的许多理论时，都依赖的是更为古老的政治经济传统。当他们认为德国应该仿效英国的工业化道路时，李斯特和罗雪儿都引用和提到了塞拉（Antonio Serra）[一位那不勒斯重商主义者，被熊彼特称为“第一位科学地论述??经济原理和政策的人”（ Schumpeter，1954: 195）]的观点，并认为他是一位权威人物（List，1841; Roscher，1881: 191）。本文的目的是，以国家创新体系为背景，简要地描述塞拉的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以揭示发展中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政策问题。这也意味着，要将塞拉的理论放到其自身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塞拉的作品属于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传统。如今，“重商主义者”这一称呼通常被人们用来指从经院哲学到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所有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如果人们把主流经济学的论断当真的话，那么，在现代教科书中，重商主义者必定是用来描述“坏经济学家”的一个贬义词——这些经济学家将黄金的储藏与国民财富的增长混为一谈，这也就是所谓的迈达斯谬误 (Midas Fallacy，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小亚西亚中西部古国弗里吉亚（Phrygia）的国王，贪恋财富，能点物成金。——译者注)（Perrotta，1991）[1]。然而，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时候，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大量的创新和发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而且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这样，从现代教科书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看成是“坏”经济学家——那些将黄金和实际财富混为一谈而被认为是犯了根本性错误的重金主义经济学家——追求“坏的政策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一种理论祸害（Magnwsson，1999），实际上，重商主义为早期现代国家的设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与我们的现代创新体系一样，对经济进行了系统的解读。如今，工业化世界中的许多制度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16世纪至17世纪，它们必须从无到有。由于缺乏这些制度，因此，发展中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与欧洲国家在现代社会早期必须克服的挑战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重要的理论一般都不是来自于地位领先的国家，比如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理论似乎来源于那些边缘化国家的人们的努力（比如塞拉的理论源于那不勒斯）——他

们试图理解和模仿给某些城市带来财富的有利条件，以及这种财富积累对城市、海运和制造业的偏爱。一种具有同样效果的更早的理论（但它更缺乏敏锐的分析）来自于16世纪后期的法国（Laffemas，1597）。

只有那些十分熟悉经济分析史的人，才知道塞拉被卷进了一场十分类似于导致如今经济学家分裂的争论之中。塞拉的对手桑蒂斯（Marc’Antonio de Santis）（塞拉的《简论》就是对桑蒂斯作品的回应）力求通过操纵货币和财政变量来改善那不勒斯的经济，但塞拉却坚持认为，那不勒斯不利的货币和财政状况只是反映了实际经济中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政府对实际经济（而不是货币政策）的干预来得到影响和发展。构建经济领域的这两种对立的方法——一种关注的是货币变量，另一种关注的是知识和生产——于17世纪初期在整个欧洲发生了冲突，几年之内，最激烈的辩论先后发生在伦敦和那不勒斯。这两场辩论的相似之处，曾有人在20世纪简单提到过几次，但是，那不勒斯冲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的注意（Seligman，1920: ix； Schumpeter 1954: 355； Rosselli，2000）。因此，这种泛欧洲现象在17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重商主义者米森登（Edward Misselden，1608？~1654年）和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1586~1641年）的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Misselden 1622 & 1623； Malynes，1622）——尽管更好的分析于10年前出现在那不勒斯。塞拉（fl.1613）和桑蒂斯（fl.1605）的理论贡献（分别代表了米森登和马林斯的立场），很少被人们深入分析过，而塞拉的《简论》虽然经常被人们在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中简单提起过，但大体上仍然没有被经济史分析过。

从历史上看，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意让塞拉理论复活的经济学家在方法论的讨论中选择了干预主义立场，认为经济增长必要的制度前提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施行（Custodi， 1803: xvii；List，1841）。如今创新体系理论家们经常要求的是许多相同的东西（Ernst and Lundvall 2004），但他们都没有以经济和国家的相互联系这种更广泛、更具细微差别的不同概念来重新评价重商主义以及塞拉的理论。我们认为，塞拉的理论仍然和创新体系理论相关，尤其是在那些导致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方面。具体而言，在经济学家中，塞拉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处于经济发展过程核心的两种机制：报酬递增和累积因果。

2.塞拉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关于塞拉及其生活，我们了解到的事实非常少，但是，有足够的事实使得我们可以勾画出这位不幸而且有时会遭到诽谤的经济学家的生活轮廓和所处时代的情况。塞拉是一位法律博士，可能是被指控伪造，因此，在17世纪初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时期，他被西班牙住那不勒斯的总督囚禁了起来（Custodi，1803；Schefold，1994；Granata，1998）。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是一种局部现象，而是对欧洲社会和经济领域多方面重组的一种更深刻的反映（Gould，1955: 121-133；Wallerstein，1979；Kindleberger，1991: 149-175）。探险时代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