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青年一样，把全部精力用在考托福和ＧＲＥ上。因为结婚等杂事的干扰，我的ＴＯＦＥＬ、ＧＲＥ两项成绩并不理想，於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服务谘询中心一个家伙的参谋下，我莫名其妙地报了美国南部的一所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

离开了满头白发的父亲和泪水涟涟的妻子，我的心像飞机腾空而起一样充满幻想。然而当飞机一落地，我的这种感觉就跑了一大半。第一个对美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钱。首先在旧金山机场被几个大陆老乡连哄带骗住进了唐人街上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三十美元一夜，从大陆带来的六十美元零花钱顿时少了一半。到德州後，我背著行李从灰狗长途车站走了七十多公里才找到梦寐以求的学校。在外国学生顾问的帮助下办完一切入学手续之後，我躺在三人一间的宿舍里时，才感到在国内真是太天真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根本无法想像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不但没有公费医疗、生活助学金，而且那种条件和科大差不多的学生宿舍也要三百美元一个月。我第一个星期在给我老婆的信中说：我得到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其它很多东西，如自信、保障和信念，也许有一天也会失去你。

那一段时间，我悲观极了。你想，我在大陆工资只不过一百多块钱，又没有海外关系，好不容易东借西凑地弄到二千块美金，到学校後，学费、书本费、宿舍费交完後，我不但没有了一分钱，甚至还倒欠学校几百块钱。来美国之前，总听人说，在美国随便到哪家中餐馆刷刷盘子，也能挣一千块，可我所在的大学是孤零零地建在一个小镇

上，我是他们第一个中国学生，别说没有一家中餐馆，镇上甚至都没有几家做生意的店铺。这里除了一个大兵营和这所大学外，方圆几十哩都是荒地。最近的城市也离我们有二百哩远。对於我这样一个没有基本交通工具，语言又不太通，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就像坐监狱一样地呆了下去。你问我为什麽不找人帮忙？一提起这个问题我就上火，我们班的同学有一半在美国，刚到德州时，我硬著头皮找了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可电话那头一句惊喜之语後，全是搪塞之语，什麽忍一忍，熬一熬之类的屁话，不但一毛不拔，而且很快就再也找不到人了，生怕我沾上他们。连续碰了几次钉子之後，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句话的含义。

开课後，我首先是跟不上，在国内虽然外语考分不低，但听老美讲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加上德州佬口音又重，和申葆青英语电视讲座的那个伦敦腔差之甚远，所以有时上课跟听天书一样。没办法，只好玩命看书以弥补不足。课听不懂总有办法去补习，最关键的是肚子问题。我第一学期交的宿舍费里包括伙食费，平常一闻Cheese味儿就恶心，而学校咖啡厅给包伙学生的饭顿顿几乎都是三明治或Cheese汉堡包。两个月下来，我胃病开始犯了，每天疼得我直哭。平常我最怕过周末，学校是一家教会办的野鸡大学，学生大都是德州中部那些老乡的子弟，他们因为考不上好学校，又想要College的文凭，所以都缴钱上这个专门敛钱的私立大学。平常这些人根本不好好读书，花著父母的钱混日子，一到周末便大卡车小吉普地浩浩荡荡杀回去，或是狗男兔女约好到休斯顿或达拉斯去鬼混。所以学校里常常

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个看门的。这些上了年纪的白人很欺生，也许由於他们参加过越战，对中国人有一种很深的敌意。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睡觉起来，刚一开门想去厕所，忽然一大包垃圾从头上掉了下来，弄得我浑身恶臭，立刻吐了起来，这时那个平时就对我一脸怒容的独臂看门人走过来，对我大吼道：瞧，我的胳膊就是这样让你们中国人在越南给炸掉的，到处都是中国造的地雷。说完他大笑。我很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甚至回骂的力气都没有。你也许不相信，我到美国後的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不是我不想吃，而是没有吃的，因为学校咖啡厅这期间关门。我又没有钱到外面加油站或超级市场去买吃的，所以只好饿著。那滋味好难受啊，现在想起来都胆战心惊的。没有吃东西，我浑身无力，只好平躺著，很多个周末我都是昏睡著过去的，那时常常暗自流泪，觉得堂堂七尺男儿，竟落到这种地步，还有什麽活头儿？要不是老婆三天两头来信拼命地鼓励，我早回大陆了。她使劲儿地劝我要忍住，千万不能一激动跑回大陆，让别人看笑话。老实讲，在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她是我精神上的唯一支柱，但不久就变成了烦恼，这是後话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病了，连续三、四天高烧不退，我强忍著去上课，告诫自己不能倒下，但周末一到，我完全崩溃了。没有人理我，我烧得满嘴胡话，在宿舍里躺了两天两夜，直到星期一早晨才被人拉起来，拾到一辆卡车的後车厢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好久，就像要被送到火葬场的感觉，我连挣扎的劲儿都没有，就晕过去了。直到醒来躺

在一个有中国人的房间里，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曾经整过我的独臂德州佬发现我一直没出屋，又听到屋里鬼哭乱叫的，终於忍不住在星期一早晨叫著早到学校准备早餐的咖啡厅老板娘一起撞开了我的房门，看我病成这样，又不知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该谁付钱，左右为难一阵後，老板娘终於出了个好意，让德州佬开车把我送到一百七、八十英里外的一家最近的中国餐馆去，理由是都是中国人，也许会帮我。就这样，我被拉到一家叫湖南楼的中餐馆，德州佬把我抱到餐厅内，大吼著叫来餐馆老板，要求他收下我，给我找些药来吃。听老板讲，那个独臂老头很凶悍，好像要吃人似的把我推给了他。但我从内心还是很感激这个曾对我有成见的德州佬，要是没有他，也许我早没命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只呆了不到两个学期的学校，被别人，也许该说是被生活送进了中餐馆。那时我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磅，真可怜！你知道餐馆老板说我醒来後就要吃的，说看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八碗餐馆头一天剩的酸辣汤泡乾饭时，就像饿了半年的野狗似的。咳，这些都是往事了，别提了。

你问我为什麽後来没回学校？要知道任何人有我那个经历之後，就再也不会想过那种一星期七天二十一顿只吃三明治的生活。那段时间，我每天至少吃三大盆饭，叫我做什麽都行，只要不让我回学校。那家中餐馆开在一家美军陆军基地里，人手很难找，见我不想离开也就自然乐意让我在那儿工作，一月五百块，管吃管住，从洗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