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 学 一、经 学
先秦时期广东还是蛮荒之地。秦朝统一岭南后，强令中原人南迁。中原人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进粤地，对粤地的汉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人语》中评价说，“盖越至始皇而一变”。在推动岭南汉化的过程中，真定(今属河北)人赵佗(?～前137)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立南越国后，坚持“和辑百越人”的政策，“以诗礼化其民”，使粤地出现了“冠履聘娶，华风日兴，入汉以后，学校渐纮”的局面，故汉高祖刘邦称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粤地开始向儒化过渡，屈大均称粤人之风“至汉武而再变”。粤地儒化，入粤汉官功不可没。汉中(今属陕西)人锡光、河内(今属河南)人卫飒、会稽(今属浙江)人许荆、内黄(今属河南)人栾巴等官员在粤地设庠序，立学校，教婚姻之道，训父子之恩，道之以礼，齐之以刑，遂使粤地教化大行，儒风日盛。
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后，儒学开始进入经学化的时代。至王莽制定地方官学制度以后，粤地才出现一股经学热潮。先是两汉之际广信人陈钦、陈元和陈坚卿祖孙三代悄然崛起，以治《春秋》、《易》而为名家，故有“三陈”之称。继之而起的是番禺人董正、南海人黄豪和广信人士燮等。陈钦，字子佚，受学于黎阳人贾护，并得其传。王莽执政时，陈钦给王莽讲授《左氏春秋》，自撰《陈氏春秋》。陈元，字长孙，少传家学，为父书训诂，写成《左氏异同》(已佚)。他提议立《左氏春秋》博士，并与今文经学者范升等人反复辩难，终于得到光武帝刘秀的同意。戴璟在《广东通志》中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南之儒宗”。董正，字伯和，15岁通《毛诗》、《三礼》、《春秋》，遂以“学行”知名。黄豪，字子微,十六岁通《论语》、《毛诗》。20岁举茂才，寓居广信，教授生徒。士燮(137～226)，字威彦，少时游学京城，受业于颍川人刘陶，耽研《春秋》，注解简练精微，古、今文《尚书》兼通，名闻京师。其弟士壹、士、士武皆学有所成，兄弟4人被时人称为“四士”。
东汉末年以后，由于中原战乱，北方一批儒家学者流往粤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北海郡人刘熙避地交州，往来于苍梧、南海之间，客授生徒数百人，著有《谥法》和《释名》。沛郡人薛综、南顿人程秉、南阳人许慈特来粤地师事刘熙。余姚人虞翻(164～233)，字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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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因触怒孙权而被流放到交州，住在故南越王赵建德旧宅，讲学不倦，门徒常达数百人，根据《孟氏易》，作《周易注》、《易律历》、《周易日月变例》。会稽人杨方任高凉太守，以诗礼化俗，著《五经钩沉》和《吴越春秋》。
魏晋以后，经学开始衰落，因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而粤地治经学者尚不乏其人。唐代人刘轲，字希仁，曲江人。著有《三传指要》、《翼孟子》等。宋代出现了林巽、潘预、冯元、王大宝等一批经学大师。林巽，字巽之，人称草范先生，海阳(今潮州)人，著《易范》八篇。潘预，字晋卿，博罗人。精于《易》，在番禺训迪诸生，“南州经学自是日盛”。冯元(975～1037)，字道宗，南海人，与经学大师孙奭齐名。王大宝(1094～1170)，字元龟，海阳(今潮州)人，著有《周易讲义》、《经筵讲义》等。
自陈钦、陈元父子提倡古文经学以后，古文经学在粤地经学中一直居于优势地位。陈钦、陈元、董正、黄豪、士燮等经学家所治经典，以古文经居多。粤地学者不仅推崇《左传》，还以“春秋”为名，以《左传》为断，编写岭南方志。王范，南海人，搜罗百粤典故，著《交广春秋》。黄恭，字义仲，南海人，作《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后复广为《十三州记》。屈大均针对粤人好《春秋》而在《广东新语·文语》中评论说：“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
今文经学首先在汉代兴起，不过粤地汉代治今文经学的学者并不多见。粤人更多的是接受今文经学精神的教育，从而渐被礼化，渐讲人伦，渐行孝道。直至三国时期，会稽籍今文经学大师虞翻来到岭南，才在粤地留下今文经学的印记。尽管粤地古代并未出现今文经学大师，但粤籍名宦却借助于今文经学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从东汉的杨孚到唐代的张九龄，到宋代的余靖、李昴英，到明代的霍韬等，他们主要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受命改制”等今文经学思想。清初刘祖谟曾作《公羊释义》，但他不是专门治今文经学的。直至近代康有为、梁启超才专以治今文经为学，且将今文经学与变法改制联系在一起。“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继续宣扬今文经学思想，并主张定孔教为国教。梁启超则在30岁以后，抛弃了今文经学的思维模式，不再谈“伪经”、“改制”，也不赞成“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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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 学
理学的先驱者韩愈和李翱都到过广东做官。韩愈(768～824)先后被贬为阳山令和潮州刺史，李翱摄循州文学。郭棐《粤大记》卷六有载：“广人得闻性学之奥，实二氏为开先焉。”区册，南海人。韩愈高弟。韩愈称他“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赵德，学者称天水先生，揭阳人，韩愈弟子，称韩愈为“圣人之徒”。《广东新语·学语》认为“吾乡理学，自赵德先生始”。
(一)程朱学派传人
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都曾到过岭南。周敦颐(1017～1073)曾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据宣统《东莞县志》所载，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和张载(1020～1077)三人于庆历年间一同至广南，并在东莞慧云寺“讲论终日”。他们的再传弟子罗从彦、胡寅、林光朝、张栻等到过岭南，且对广东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1130～1200)到过潮州、韶州等地。
据《粤东名儒言行录》与《粤大记》所载，程朱理学在粤有一批传人。崔杰，号朴庵，东莞人，师从罗从彦，其学“以体认天理为宗”。梁观国，字宾卿，南海人，其学以“自治身心”为工夫。黄执矩，字才用，高要人，常从胡寅、张栻游，讲明“正道”。简克己，南海人，师事张栻数年，以“真知实践”为事。郑南升，字文振，潮阳人，朱熹弟子，其学以“常提掇起惺惺”为悟法。郭叔云，字子从，潮阳人，朱熹弟子，曾问朱子“格物”下手处，著《礼经疑》等。蔡齐基，字梦得，连州人，著《周易述解》。李用，字叔大，号竹隐，东莞人，著《论语解》宋末浮海至日本传学。
明代白沙、阳明心学在广东兴起，程朱理学在广东受到冲击，其影响力开始衰退。直到明代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出现了霍韬、黄佐、王渐逵、陈建、刘鸿渐等一批理学家。霍韬(1487～1540)，字渭先，始号渭厓，南海人，著《象山学辨》、《议从祀
疏》、《程朱训释》、《渭厓集》。黄佐(1490～1566)，字才伯，号泰泉，香山(香山县在今中山市、珠海市一带。下同。)人，曾与王阳明辩“知行合一之旨”，王阳明叹为“直谅多闻之益友”，为学重“博约”，著有《泰泉集》、《春秋传意》、《广东通志》、《广西通志》、《理学本源》等。王渐逵(1498～1558)，字鸿伯，号青萝，番禺人，提倡“实切之学”，著有《正学记》、《四书迩言》、《青萝集》等。刘鸿渐，字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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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学者称盘石先生，东莞人，著有《格物要》、《致知辨》、《省劝录》等。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东莞人，与督学潘潢论“朱陆异同”，作《朱陆编年考》。后作《学蔀通辨》，以破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还著有《皇明通纪》、《治安要议》等。 清朝统治者继续奉程朱理学为官学，故在广东，尊程朱者不断，涌现了卢挺、冯成修、劳潼、曾受一、郑之侨、朱次琦、简朝亮、许瑶等理学名家。卢挺(1659～1741)，字松士，东莞人，著有《四书宗注》、《孝经童说》、《家礼易知》等。冯成修(1702～1796)，字达夫，号潜斋，南海人，汇编《养正要规》，著《学庸集要》、《人生必读书篡要》诸书。劳潼，字润芝，一字莪野，南海人。其学以“礼义”为指归，著有《四书择粹》、《孝经考异注》、《朱子学粹》等。曾受一(1711～1787)，字正万，东安(今云浮市)人，提倡“明体达用”之学，著有《尊闻录》、《四书讲义》、《朱子或问》等。朱次琦
(1807～1881)，字子襄，号稚圭，学者称九江先生，南海人，其讲学大旨，“无分汉宋”，以“修行读书”为务，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性学源流》等。简朝亮(1851～1933)，字季纪，号竹居，人称简岸先生，顺德人，朱次琦弟子，维护程朱理学，对心学、汉学、今文经学和西学都提出了批评，主张以“四教五学”作为教学内容，著有《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读书堂集》、《读书堂答问》等。许瑶(约1810～1890)，字澄斋，澄海人，其学以宋五子为归，著有《论语集说》、《孟子摘要》、《西园家藏》等。
(二)陆王学派传人
宋代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未到过岭南，据《粤大记》卷十四载，他有一位广东弟子，名陈去华。陈去华，南海人，曾游陆九渊之门，陆氏问“吾与点也”一段，陈去华屡以为理会未得，陆氏又使之据所见，陈去华方有所悟。陈去华之后，陆学在宋代和明初对岭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白沙、阳明心学在岭南成为显学以后，陆九渊的名字才在岭南学者中得到传扬。薛侃在追随王阳明的同时，还请祀陆九渊于文庙。王阳明弟子方献夫称陆九渊为“再生孟子”。
《粤大记》卷六称浙江余姚人王阳明(1472～1528)曾总督两广，士人多游其门。其“心学”颇得一部分岭南学者的推崇。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中称：“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开府赣州，从学者甚众。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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