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路易十四》评介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对历史的“真实”表达了质疑。其认为历史是可以被“操纵”的，这并非毫无道理。今日一些我们看到的过往记载甚至所谓的“信史”，恰恰是最应该被怀疑的。在历史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以“太阳王”自居，其光辉形象深入人心。但英国学者彼得·伯克通过对塑造路易十四形象的研究，逐渐解构了围绕在国王头上的光环。伯克向我们表明，所谓“太阳王”的荣耀，很大程度上是彼时当政者及其支持者有意“制造”的结果，后世所见的“路易十四”并非真实，其研究即体现在《制造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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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作者以其言简意赅、通俗精炼的写作风格，将路易十四的形象在“后台”加工的

过程生动的展示了出来。其目的不在于探求真实的路易十四，而是揭示路易十四及其支持者们有意通过各种方式包装甚至是操纵来为政治服务的历史，至少作者提示我们许多与路易十四相关的记载和描述与国王本人相差较大。在本书中，作者独辟蹊径，从文化对政治的作用、艺术与权力的角度出发，关注国王的形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在艺术与权力的纠缠中，政治权威被神化的过程“润物细无声”却又非常重要。

一

本书最初完成于1991年，正值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时候。新文化史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为简单的将图像或文本视为对于社会现实的模仿感到不满，“因此，将‘表象’视为现实的‘建构’或‘生产’来加以思考和讨论，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2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学者“谋求通过语言、图像和象征符号等重建表现为‘接受’、‘发明’和表象斗争上的文化实践”3，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比过去更频繁的谈论起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社会本身的‘发明’与‘建构’”。4这种学术范式的变化影响到了许多史学家。夏蒂埃坦诚，他的研究历程即“表现为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5这种“预流”的做法，多少反映出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在此种研究语境下，本书亦有浓厚的文化史研究趋向。这种“制造”类的选题无不在回应着研究语境；而作者关注看似不重要的“表象”而不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制度与政策，也有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子；在200多页的书中，插图有88幅，甚至成为作者分析论述的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作者逐步揭开图像背后的隐喻。因此，尽管从书名上看，这似乎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研究，但方法论上与文化史关联。同时，作者的研究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伯克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对统治者的形象制造这一想法广受关注。传媒经常讨论它们自己 12

[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版。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3

[法]米歇尔·伏维尔：《历史与表象》，沈坚译，载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4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90页。 5

[法]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沈坚译，载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6页。

制造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方式方法问题”，类似的事件多少影响到作者“从传媒制造形象这一角度审视路易十四”（中文版前言，第3页）。作者开始即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即力图揭示谁在说道路易十四、在说些什么、在对谁说、通过什么信息渠道和电码系统在说、在什么场合说、说的意图是什么、说的影响是什么、说的影响如何”（第15-16页）。一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进行路易十四形象的研究呼之欲出。马克·布洛赫特别强调历史“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作用，或许作者也期望通过今天的现象去窥探昨日，对昨日的探讨来理解今天。正如作者指出的，“路易十四与20世纪的独裁者们迥然不同，但路易十四时代和20世纪官方描绘统治者时所对应的某些表现方式是相同的”（中文版前言，第6页），而在书的结尾作者进一步强调，“17世纪的领导人与20世纪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并不是虚情假意与真心实意之间的对比，而是两种虚情假意的表现之间的对比”（第224页）。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个书写策略即是将古今进行对比，进而找出某种共性。如此不遗余力的将两个时代建立联系，多少能看出伯克对于当下公共政治人物“虚伪”表演的讽刺，一定程度上也有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味。

具体来看，本书着力于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作者通过对当时的油画、雕刻、铜铸、芭蕾舞剧、歌剧、宫廷仪式、诗歌等的分析，力争全面再现路易十四的形象是如何被制造、推销以及它们如何被用隐喻的手法反映国王的观点而生动表现出他那“形象”的，从中窥探政治权威是如何通过包装宣传去搬弄和操纵权力的。在作者看来，艺术作品不再单纯的肩负文学艺术性，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声音与宣传目的。作者认为，“那个时代的文字使我们毫不怀疑名誉（或曰荣耀）对统治者和贵族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华丽在17世纪有种政治功能”，这种华丽使得国王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第6-7页）。作者正是看到华丽形象对于彼时政治促进的功效，从而选择了国王形象的建构这一题目。格尔兹关于巴厘岛的研究指出，“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6而本书则通过大量的事例，强调夸示对于政治权力的作用。

二

那么，作者是如何去阐明观点的呢？本书共分十二章，作者主要采取编年的写法，对“太阳王”形象从“日出”到“日落”的每一段过程中的形象塑造做了描述和分析，向读者展示了路易十四一生每一阶段中的形象制造策略、具体表现方式、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的又逐步滑落的，也可将之称为“制造路易十四的编年史”。路易十四从出生开始，其形象就被大肆渲染：全国点燃篝火、教堂颂感恩赞、名人演讲道贺...注定这不是一个平凡生命。其后，他被越来越多的画入画中；加冕仪式上涂油礼，神圣而又必要，接受着外国使节的恭贺；神奇的国王触摸礼更是一种王权神圣的象征。与同龄人相比，他赢在了起跑线上，此后朝“朕即国家”的目标大步前进。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国王需要帮手。于是顾问团出现了，其专门负责策划如何宣传国王、 6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建构权威。在科尔贝尔等人的策划下，“创建了一系列政府组织，激励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们为国王效力”（第57页）。另外精心绘制巨幅画像，将国王比喻为国家的船长；大量发行钱币，上面图案表现国王的勤勉与和蔼；策划修建宏伟的宫殿，向世人昭示国王的伟大；大量写文章，颂扬国王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这逐渐导致了艺术机构的官僚化，其创作皆为制造国王公众形象服务。那时，无颂扬，不艺术，无艺术，不政治，或许是各方的“共识”。

科尔贝尔去世之后，卢瓦成为塑造国王形象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与科尔贝尔政见不同，在上台后，更换了大量的艺术家、作家，而将自己的亲信扶上舞台。但无论如何变动，颂扬国王始终是他们重要的目的。在他们的策划下，仪式越来越宏大，国王及其臣子似乎就像舞台上表演者，将仪式中的政治涵义传递到受众心中。1688年之后，路易十四王朝迎来了政治的衰退期，作者将之称为“日落”：军事方面败多胜少、南特敕令的颁布引来的批评。国王的实际形象相比之前要暗淡很多，形象制造者们面临这样的难题，即如何平衡好实际的国王形象和国王的公众形象。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形象制造者们都致力于国王的形象制造，而路易十四则是他们所导演的这场名为“国王演义”的戏剧中最重量级的也是唯一的演员。

写到这里，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难道路易十四毕生都那么光辉吗？有无制造其反面形象的呢？当国王遇到危机，是不是制造者通过渲染国王的伟大都能掩盖不满呢？在论述完日落之后，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作者开始关注形象描绘的危机及国王的反面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路易十四健康出现了问题，这使得个头本来就不高的国王似乎更令人“不忍直视”。形象制造者为了掩饰，通过高跟鞋等外物增高国王的形象。鉴于官方宣传与其他渠道反映出的国王形象的差异，制造者们不断的塑造本是“虚无”的事件来颂扬国王。但国内诸如描写路易十四永无止境的欲望、爱慕虚荣、好色、不干净等内容也存在着。这种负面形象与正面形象同样存在，只不过由于王朝的强盛、主流的声音的强势而多少被掩盖，但这也是一种对于路易十四的制造。

只有形象制造者们的呐喊，并不是制造的最终目的。这种精心的策划也需要预设的受众。作者认为，“当时的传播人员特别想要赢得三类受众”，分别是“后代人、巴黎及外省的法国上层阶级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王室”（第170页）。纵观全书，作者始终围绕着国王形象这一主题，在最后一章作者将路易十四与先前的国王进行了对比，同时也将之与现代社会进行了对比。在作者看来，希特勒、斯大林、林肯等辈也如路易十四一样，极力塑造其在公众前的形象。作者似乎在暗示我们，现代的这些领袖，也是一种公共舞台上的演员，他在舞台上表演，将艺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形象制造也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了。古今政治的实质并无什么不同。

三

通过对本书内容的检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不断的分析各种带有艺术性质的资料，诸如图像、雕塑、诗歌等，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所谓威权背后饱含虚假累积的本质。不去分析各种有关国王形象的艺术品所带有的艺术气息而是从分析艺术背后的权力的角度去发问，这

种方法本身就颇为新颖。此书出版时间较早，但仍给读者一个很好的提示。7

前文已指出，本书的研究带有新文化史的路数。近年来新文化史的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大大开拓了研究的对象，诸如气味、色彩、食物等的作品也多了起来，对于不曾在历史研究中被人关注的小人物，也开始登上历史研究的舞台，从上层政治出发的研究似乎有些式微。如果从传统的视角看，政治领域确实很少有余地被掘，但若用文化史的视角观察，则政治研究完全有可能是富矿。新文化史研究提示我们的，不仅仅是资料上的突破，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发。8它试图去解答史料背后的隐喻，将其符码系统一一解密。原先不被我们重视的资料，有了被利用的可能；原先被我们用过的资料，也有了再被利用的现实。本文即是一种利用新文化史的视角去探求政治的范本，在这种政治与文化的结合中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伯克认为，在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政治史关注的“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即通过分析文化去展现政治。新的主题带来了对新的史料的关注，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被发掘为史料；即使是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等，也以新的方式来阅读，人们力求寻找它们的措辞方式和表达偏见。”9

由此，我们看到作者在利用图像资料上的突破。伏维尔认为，图像“是最直白的语言。从集体信仰到政治表象史，画像被大量利用，由于他能特殊的支撑点而被重视”。10本书中图像的内容，既有宏伟宫殿，也有战争胜利场景，既有实物的展示，也有事件的纪念。从政治、军事，到外交、宗教，内容广泛，而所有的画像的主题都围绕着一个，那就是为路易十四伟大的形象服务。作者正是从对于画像的比对解读中，逐步揭开路易十四光环背后的故事。在利用文化史的方法解读图像的过程中，作者也将路易十四王朝的政治情形做了大致的梳理和解析。随着作者的指引，我们从对艺术品的分析中看到了当时路易王朝的政局、欧洲大陆的局势以及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场景。在这里，从艺术看到了风云诡谲的政治，它把国王推向了崇拜的顶峰，而政治，又在操纵者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在形势不妙的时候，用艺术去掩盖粉饰局面。在最后，作者将路易十四的形象作为一个整体，将之与路易十四王朝之前和之后20世纪的政治建构进行了比较，发掘其中的变与不变。两种写法穿插使本书不显单调，既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又有宏观的比较。历史作品的内容，也大大的拓展。

形象制造离不开幕后推手，作者也重视其中人的作用。伯克认为，“国王及其朝臣们完全知道用象征性的符号这一方法能够控制民众”（第15页）。因此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制造者们竭尽心力的宣传：繁荣期，无数的赞美；衰弱期，粉饰太平。作者似乎暗示读者，无论政治形势如何，这些人都是精明的制造者，能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调整策略。如果说制造路 7

不过评价此书让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书最初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处，不能用过多今日的眼光去审视，最好将其放到彼时的学术语境中去评价。 8

傅勒和达恩顿就告诫我们“不要只凭研究题目来界定文化史”，否则“由研究题目界定的文化史也会退化到只会无休止地探寻可供描述的新的文化实践，不管是嘉年华、屠猫、还是关于性无能的审判”。见[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9

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4页。 10

[法]米歇尔·伏维尔：《历史与表象》，沈坚译，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