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ler和Yurtoglu(2001)考察了1992—1998年德国736次股息变化公告后股价的反应，发现在同时具备以下特征的公司宣布减少派现时，股价下跌最厉害：(1)最大股东掌握50%以上的投票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2)其他股东投票权均不超过5%；(3)存在母公司—子公司一孙公司这种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即最终控股股东以较小股权可掌握较大控制权。他们对公司派现比率和主要股东投票权比率的回归分析还表明派现比率与最大股东的投票权比率有“倒U型”关系，与第二大股东投票权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德国公司由于交叉持股、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及特殊的投票权安排等原因，公司实际投票行为偏离一股一票制，偏离程度越大，公司派现比例越低。
4.国内研究现状
魏刚(1998)，俞乔等(2001)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市场对送股或混合股利的分红政策有较强的正向反映，而对单纯现金红利则极不敏感。而在西方的成熟股票市场，投资者大都关心的是能拿到手的现金股利，而不在乎虚有的送股。
刘星和李豫湘(1998)在调查访问8家上市公司的基础上，选择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3家只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于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现金股利支付率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法人股的比例、每股净资产、市盈率、行业平均股利支付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
吕长江和王克敏(1999)运用林特模型检验了在1998年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红利政策因素，他们发现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比例越大的公司，内部人控制度越强，支付的股利越低；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比例越低，公司越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未来发展，易采用股票股利代替现金股利的支付政策。
魏刚(2001)以389家公司1367个样本观察值为基础，采用Logit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和股权结构的关系，发现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高；相反，国家股和法人股比例越低，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低。而流通股比例与股利支付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李志彤、陈敏(2001)采用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并检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模型，得出流通性因子与派现和送股均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这说明流通性越大，越倾向于派现。
黄永兴、张丹（2001）用最小二乘法对 2000 年 88 家上市公司进行线性回归，发现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赵春光、张雪丽、叶龙（2001）实证研究得出：是否分配现金股利与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上年度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及企业规模有关；每股现金股利与股票价格、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正相关，与市盈率负相关。
原红旗（2001）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的现金股利政策是代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产物。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对股利形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上市公司对以股票股利留于上市公司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并非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规模大的公司倾向于
选择现金股利。
王信(2002)从代理理论出发，通过比较A股与H股上市公司再派现比例上的差异，认为代理理论能较好地解释A股公司的低派现行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低派现，是由于内部“一股独大”，反观拥有完善的股东保护法制的红筹公司、H股公司，投资者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向管理者施加压力争取高派现，因此派现的H股、红筹公司的比重比A股公司高得多。
吴淑馄(2002)通过对上市公司1997—2000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内部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均呈显著性倒U型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国家股比例、境内法人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性U型相关，这说明当国家或法人持股比例较低时，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在持股比例较高时，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即在流通股比例高低的两端公司绩效均表现出较高水平。
张鸣，朱光龙（2002）实证分析得出：公司股价、公司成长性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影响现金股利的主要因素，公司股价、盈利能力和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公司成长性和现金股利呈负相关。
肖星(2003)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处于中等或较高水平的公司比股权集中度处于较低水平的公司更愿意发放现金股利，而且发放更高的每股利和股利支付率。
孔小文，于笑坤（2003）实证研究表明，现金股利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关系密切，当年利润增加的公司现金股利增加，现金股利增加的公司未来收益也会增加，但现金股利变化水平和股利发放后第一年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的相关性高于股利发放后第二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当年的盈利情况，并考虑到了未来的盈利情况，但只考虑到近期盈利能力，缺乏对公司长远盈利能力的分析和考虑，因此也缺少相应的目标股利支付率，这会导致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伍利娜、高强和彭燕（2003）利用 2000 年、2001 年的派现公司作为总体样本，探求影响“异常高派现”的因素。研究发现，公司股本规模、流通股比例、大股东中证券投资基金个数、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否接近配股达标线区间[6%，7%]、公司的上市年限、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发放股票股利或进行股票转增，均是“异常高派现”的显著影响因素。
刘淑莲和胡燕鸿(2003)研究结论表明相当一部分公司的现金分红超过其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其分红的现金来源于配股融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现金分红也与公司投资机会有关，相对来说，传统行业现金分红高于高科技行业。
袁天荣，苏红亮（2004）以 2000 年至 2002 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1895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超能力派现与资产规模、净资产收益率、上市年限显著负相关，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正相关。
王合喜和胡伟(2004)按每股派现额高低这一标准，从2002年度实施了派现
的A股上市公司中，选取每股派现额前十名和后十名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各种因素做出了分析。其中：股权结构对派现政策的影响分析得出，股权集中度越大，股票流动性就越差，现金股利支付率也就越高；股权集中度越小，股票流动性就越好，现金股利支付率也就越低。
阎大颖在《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价值取向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对1999至2002年我国A股一般行业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倾向与公司股权结构的流通性和集中度具有显著的内在联系，大股东的控制能力(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越强，公司派现的倾向就越明显。从而得出结论:非流通控股股东以现金股利进行“圈钱”是造成上市公司热衷于派现的重要原因。之后，阎大颖、苏玮(2005)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近10年来现金股利政策与流通股股东收入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再次证明了上述结论，同时朱明秀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中(2005)也证实了这一点。
应展宇（2004）通过中国上市公司10年股利政策实践的分析，认为“中国股利之谜”形成的制度根源在于中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即股权分裂。股权分裂的存在，加上非流通股的控股地位以及低廉的投资成本，使得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决策中的激励问题（尤其是非流通股股东及其代理人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处于一种激化状态。在外部约束失效的当前中国经济中，由于这些控股股东及其代理人作为“内部人”基本可以为所欲为，以各种“合法”的财务行为侵害流通股股东利益，进而导致财务决策机制扭曲，股利分配行为的异化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龚晶和刘鸿雁(2004)以490个中国上市公司在1998——2002年期间共1221个样本观察值为研究样本，按照公司的代理成本情况将总样本划分为三类子样本:国有股控股、法人股控股和流通股控股样本，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成本，并且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可以使大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进而降低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提高管理层持股，特别是总经理的持股比例或者引入高素质的外资股东则可以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成本。关于国有股股东自身的代理问题则需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才能逐步解决。
徐国祥、苏月中(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股东比法人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但现金股利支付极不稳定，在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国有股股东与法人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并无显著差别，解决现金股利的两难处境，前提是股票全流通。
陆建桥和叶护华在《股权分置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的差异性》运用实证研究结果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为非流通股股东服务的，没有考虑其他股东的利益。
杜伟岸、魏建国和范亚莉《股权分置改革对股利政策的影响预估》运用1998——2003年数据，通过对我国分红与不分红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流通股东对分
红公司的偏好以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分红倾向三方面的实证，探讨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将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分红倾向很可能与广泛预期相反，呈下降态势。 5.文献综合评价
关于现金股利研究的文献比较丰富，学者采用不同的股利理论从不同角度对现金股利相关问题进行解释，有时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国外的研究结论表明股利政策主要受不同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国别之间股利政策存在差异，多运用代理理论解释不同的国家股权结构特点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而国内的研究主要指出了目前我国股利政策存在的问题，比如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股权流通性等方面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产生正向影响，流通股与股利政策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