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一体化的问题。虽然我国的政治、行政权力结构中也有分工，但往往是职能上的分工，缺乏制约意义上的分工。

同时，我国的监督体制不健全，行政监督机构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监督的权力与手段不强，这势必造成行政权力腐败行为发生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3、政治权力扩张助长腐败

行政权力作为一种职权，是由最高权力所委任、所体现或由法律制裁所支持的权力。宪法赋予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复杂性为行政权创造了广阔空间，事实上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一般包括行政立法权、行政命令权、行政决定权、行政监察监督权、行政制裁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裁判权等。

同时，行政权的内容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进入21世纪，行政权力大为扩张，已扩展到对经济、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出现了经济行政、社会安全行政、文化教育行政、卫生行政、交通行政等。行政权干预和规制经济活动，调控国内国际贸易，兴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等。而且，行政权力向立法权、司法权渗透，由于行政权力有着更大的实权来控制社会经济事务，行政权力很快就超过了立法权。另外，行政权力扩张表现在行政人员的增加和行政机构的膨胀，导致了机构臃肿、效率

低下。行政权力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和财物。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罚款、摊派、集资、定规章制度、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立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导致了行政权力自身的无限扩张，并最终助长行政权力腐败的发生。

六、行政权力腐败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根源

新时期行政权力腐败现象高发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述的经济以及政治因素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腐败现象的产生还受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的腐败是中国历史上腐败现象的延续，漫长的封建社会，官僚腐败严重，完全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虽然我国早己进入社会主义，但封建社会的某些“遗传”因素却是难以消除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可轻视的。

第一，重视道德自律，忽视制度约束的德治主义社会历史传统。我国封建社会素有德治主义的传统，官吏的道德修养被视为治国于天下的根本，重视道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不信任。我们不否认对官员道德、品行的信任是一种人性的激励，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是以

官员道德、品行、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形成相当的坚固度为前提的。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政府官员并未建立起坚而不摧的道德堤坝，而我们又对他们的官德仍抱以天真的幻想，认为他们应该并且也能够做到廉政爱民，也就轻视甚至忽视了规范、法律、以及制度的约束，造成违法失德现象的日益增加。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普遍求利的社会氛围中，在物欲和权欲诱惑下，加上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法律规范未能及时跟上，导致出现官员舍弃或随时准备舍弃道德形象，道德城堡不堪一击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意识的社会历史传统。从官员角度来看，人治有利于治人者，这是治人者总是崇拜人治而废弃法治的根本原因。“人治”，顾名思义就是治人者说了算，这就为人治者随意治人提供了基础，为权力腐败播下了种子。现今仍有一些官员，以为手中有权就高高在上，就要对部下或公众进行“管理”，而忘记了自己服务的职责，如果道德观念再薄弱一点，那么权力腐败也就成了必然。而从民众角度来看，我国历来有重官轻商的思想，在形成官员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的同时，一方面导致民众崇拜权威，使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和作用，缺乏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正确认识，也就不能积极、主动、有效地对权力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另一方面民众对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冷漠，则造成了政治系统处于某种程度上的松弛状态，为权力腐败现象的泛滥提供了基础。 七、行政权力腐败的文化根源

就文化角度而言，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集权式、全能管

制型、依附型的行政文化广泛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极易滋生大量的腐败行为。

首先，集权式的行政文化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集权不仅是一种体制和原则，更是一种文化。”【I】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与脱胎于前苏联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出于对社会资源与人的控制和需要，以秩序为核心导向的行政必然走向集权，这种集权式行政文化片面强调政府的统治性、公民的服从性，使得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双方地位不平等，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是集权式行政文化的重大弊端。

其次，全能管制型的行政文化削弱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削弱了其服务功能。转型时期政府面临着结构改革和职能创新、社会格局变革中的利益摩擦和行政文化转型中观念冲突。这一切制约着政府的法规政策的效力，再加上政府能提取公共财力和调动资源的能力的有限性，势必造成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与其所承担责任的无限性相冲突，使政府处于管不好、管不了的困境。全能管制型政府导致政府的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混淆不清，为腐败者获得了许多“寻租”的机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是计划的制定者和计划执行的监督者，政府通过计划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管制和调控。由于“计划性”内含的集中统一性也渗透到其他社会领域，因此，政府管制的行为多，服务的行为少，管制理念就占据了支配地位。管制型行政文化容易导致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