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结局是各种冲突的最后决战和解决。在这里, 一切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其最终的结果或快乐、或不幸、或兼而有之, 各种情感一齐抨击着观众的心灵, 叫人或欣喜若狂、或捶胸顿足,甚至离开剧场后也久久不能平静。悲剧结局给人的审美享受,在全剧中是最集中、 最强烈、最持久的。关于悲剧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有最经典的阐释：“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

16由顺境转入逆境。”○西方的悲剧，正是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演绎着由小悲转入大悲，一悲到底的戏剧模式。

与西方这种“一悲到底”的创作手法截然不同，中国古典悲剧结局体现了“悲中带喜”的独特风格。中国悲剧采取的是一种苦尽甘来的结构形态，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不取的“双重结构”。有人总结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模式为: 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这大悲之后的 “小喜” 是中国古典文学独具的 “团圆之趣”。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李渔在《曲话》中说：“所谓无逆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斧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以抑圣为狂，寓哭于笑。”这种“悲中带喜”的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情节发展中加入喜剧成分，二是在结局的设计上，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

中国悲剧的情节发展并不总是剑拔弩张，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地

步，而是常常都掺杂着一些妙趣横生的喜剧成分。如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上场，或是动作上的滑稽打闹，或是语言上的逗笑取乐，也就是通过这种加入剧中的插科打诨来获取喜剧效果，令人解颐捧腹，从而达到“喜中见悲”、“寓悲于喜”的目的的结局模式。

即使是像《窦娥冤》这样的“苦戏”，也仍然穿插着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成分，如赛卢医上场时的说白：［净扮赛卢医上，诗云］行

17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说白风趣幽默，观众

听之不禁莞尔，在浓重的悲剧氛围中尤显突兀。但另一方面，适当喜剧成分的加入又有助于渲染沉重的悲剧气氛、有助于反村悲剧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这也正是“以喜写悲，愈见其悲”的道理。

中国古典悲剧“悲中有喜”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悲剧结尾进行大团圆式的艺术处理。例如《长生殿》《梁山泊与祝英台》等爱情悲剧，均利用了仙界重圆圆了他们现实中无法圆的爱情之梦。而政治悲剧则演绎了一个个伸冤复仇，善恶报应的故事。如《赵氏孤儿》最终以遗腹子孤儿最终长大成人，忠臣良将报仇雪恨收场。

当然，中国悲剧的结尾设计还有很多，如冥判式，其代表作为《精忠旗》；调和式，其代表作是《娇红记》；超脱红尘式，其代表作是《桃花扇》等等，但均附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因而，尽管中国古典悲剧上演的都是一幕幕“苦戏”，悲剧性矛盾连续不断，与西方经典悲剧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是，因为戏剧的结尾挂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这就形成了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剧观点。从而使众多的学者质疑中国的悲剧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中国第

一个真正具有悲剧审美意识的批评家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亦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

18始于困者终于亨。”○不可否认，有些作品牵强附会地在结尾套上一

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体上的确容易破坏整部作品的悲剧艺术性。但是，总的看来，大团圆式的结局可以说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独特之处。一条“光明的尾巴”并不能削弱一出悲剧的强烈感染力，著名的悲剧理论家王季思先生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前言中这样说道：“中国古典悲剧必有代表人民意志的光明结尾，或现实的，或幻想的，以

19 起劝善惩恶的作用。这并不影响全剧的悲剧性质和悲剧气氛。”○

《窦娥冤》中的窦娥在邪恶势力的迫害下，最终化为冤魂，临死前立下的三桩誓愿也都一一得到验证，最后她的父亲窦天章为她翻了案，恶人得到了报应。这看来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并没有弱化其悲剧效果。窦娥的冤魂是“死人复生”的表象。一方面，这是悲剧补偿心理的具体化，“这种结构形式符合中国观众的民族心理、欣赏习惯和审美关照。”；另一方面，窦娥冤情平反，父亲窦天章做了官的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窦娥的人生命运。窦娥的冤情平反，难道她就能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嘛？她的父亲窦天章就能找回自己的女儿吗？

席勒认为：“某种价值必须遭到破坏，这样才能属于悲剧性的范

20畴”○。价值是多元的，人类生活和充分生活的权利也是有价值的，

捍卫价值的追求也是有价值的。因而生活权利和愿望遭到剥夺和损害，人类正当追求遭到摧毁都是悲剧性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悲剧性并

不因为结尾的“大团圆”结尾而改变。事实上，《窦娥冤》的结尾，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种团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圆。窦娥终究是死了，她的鬼魂之说只是艺术虚拟中的虚拟物而已，“人”这个实在物已经不存在了，还是存在着“某种价值遭到破坏”。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中国悲剧结局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深受传统的“乐感文化”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是一种入世哲学，强调“中庸”，讲求伦理，提倡达观生活态度，抬高集体主义观念，相信人的力量，也肯定愉快的平凡的人生，具有乐观的性质，宣扬“乐天安命”的思想，由此，对戏曲中主人公的死，就不是把它当作可怕与不幸的事，而是看成为一种希望、一种新生。

大团圆式的结局模式，是中国悲剧的一大特色。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民族个性。“只有理性地评估民族文化，敢于正视差异，文学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只有在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广泛地选择，在交流中存在民族个性，才不至于在全球化

21的进程中迷失方向。”○

五、悲剧效果

就悲剧艺术的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言，悲剧并不是以表现悲惨命运、不幸遭遇为最终目的。相反，它是通过表现种种悲惨与不幸，启发人们对造成悲剧的根源进行反思，引发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深刻领悟，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人们保持坚定积极的生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