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毕业论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只是为了证明生命的存在。

其次，儒家文化的渗透。道家在强调自然、无为的同时，过多地否定人的积极性，让人完全被动地附属于规律的运行，具有消极的影响，《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这方面也显示出人对自己的命运、历史发展的无能为力。但小说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这与小说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不无关系。福贵和许三观有着儒家的不屈从于命运的精神上的力量，他们经受了巨大的打击，仍然没有失去活着的勇气，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人性中的善和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相濡以沫的温情和他们朴素的生存哲学，这一切使卑微的生存变得尊严，使受苦受难显得温暖，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令余杰小说的悲剧及悲剧的荒诞性具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它削弱了悲剧的恐怖感和荒诞的压抑感，使之带有一点亮色和一丝温情。

（三）个体因素

九十年代余华开始进行写作转型，余华曾这样的解释自己的转变：“我觉得一个人的年龄慢慢增长以后，对时代的事物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敏感了，而对虚幻的东西则开始慢慢丧失兴趣”。到1992年《活着》和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余华对苦难的态度走向了缓和，开始认同人世间的苦难。在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时，余华回归传统，注重故事的讲述，人物和情节作为作品的表达重点，叙述者不再在作品中发言。“这两部作品余华融入了大众的生活，理解与同情中国普通民众的世俗情感”[21]，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身上都深深地凝聚了这种世俗情感。中华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老百姓也练就了面对苦难的本事--那就是历来顺受、默默地忍受，等待苦难的自动消失。福贵和许三观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他们生存下来了，这是对中华民族忍耐力的赞扬，但是福贵和许三观们只有承受苦难的能力，却没有办法去质问苦难，去探索苦难的根源。下一个福贵或者许三观仍会面临一样的苦难，因为苦难并没有因承受而消失。

余华的转型也证明了他自身人生观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事实上无法与现实对抗，因为现实世界远远大于、强过个体的力量，个体的反抗作用到现实上，就像拳头打在空气中，毫无反应。因而，聪明值得角度来说，个体不应与现实保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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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创作中回归传统，从现实角度描写中国百姓的生活，这使其作品自然而然的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五、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的影响和价值

余华创作的中国式荒诞悲剧在世界范围内的获得广泛关注，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在文学上它开创了先锋作家转型的道路，让作家回归传统，看重对人的终极关怀；在文化方面，它令世界再度关注中国文学，同时也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文学的方式被世人认知。

（一）文学影响

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开辟了一条先锋作家转型的道路，关注生活，描写现实，以荒诞的笔法叙述人间的苦难，让读者心灵震撼。《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受到歌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它们提供了建构性的东西——无论是《活着》中那种对命运、现实的强大忍耐，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那种伟大的父爱。一方面，相比余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颠覆性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正面探求；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时代性对人性稳定性的文化需求。这无疑让曾经的先锋作家不得不关注人性方面，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标，转变自己的写作风格。

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还以其特殊的形式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其社会效应不比《等待戈多》的差。这些哲学问题有：人的巨大承受力的底线是哪里？福贵和许三观的人生观应不应该受到赞美？无论什么苦难人都是否应该承受？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探讨的焦点，也成为人们思考人生的桥梁。

先锋作家余华开辟的转型道路，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具有本民族审美风格的文学创作体系树立了一个典范。

（二）文化影响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标志着在中国先锋作家中终于有人从西方的影子下走出来，复苏了自我意识，重新开始逼视自身，面向本土。这种独立的姿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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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以对世界上最先进的那些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的充分理解掌握为前提的，其次是作家自身的发展变化和成熟。“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开始意识到还是更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而写得越来越实在，正是一名作家所应当具有的本领”，“我现在也确实感到生活很美好”[22]。从余华对语言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对写作的选择:“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要求已不是离事物越远越好，相反倒是认为离事物越近越好，这种表达更直接，更有力量”[23]。“离事物越近越好”就是贴近现实，而这现实必然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余华小说的最高评价，是从《活着》开始，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的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他抛开虚浮直指内心的表现方式，也最接近于鲁迅”[24]。有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怀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余华是“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世界在我心目中变得美好起来了”，这“美好”之中就包含着对人性的宽容，针对于国民性来说，则是肯定和感佩。当面对永无停顿的灾难时，似乎除了忍耐、乐天知的承受、消解之外，又能如何?如果要追问“怒其不争”，又如何去争呢?中国的国民性里似乎有一种能够消解一切的东西，会让任何灾难最终都无可奈何。不管余华对于国民性的态度如何，他能够发现其中的精髓和奥妙，体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便是一项特殊的成就。只有在这时，当他真正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他的独立姿态才算真正完成。从不顾一切，先视外来的影响再说，到关注脚下的土地，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表达方式，余华作为敏锐出发最早的一位，完成了先锋作家的转型，转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传统，事实上余华的思想仍然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充满了现代性的。

余华对国民性的关注标志着中国先锋作家文化归属感的复苏，通过对本土文化所作的创造性发挥使中国传统文化再度被世界所关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海内外都赢了极高的声誉。意大利《共和国报》认为《活着》“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如何不死。”德国《柏林日报》称它为“一部伟大的书”，“十分成功和感人”。比利时《展望报》认为“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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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余华是一位职业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他以先锋作家的姿态进入文坛，之后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转型，形成了第二次创作高潮。余华前期与后期创作都以悲剧和苦难为主题，荒诞意识贯穿文本。前期多诉诸暴力，后期描写温情，截然不同的风格。《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以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朴素的风格出现的，这两部作品成就了余华小说中国式荒诞悲剧的高峰，形成了文学界独特的风景，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并非偶然而成，也不是单纯的社会促成或者像一些学者所说的迫于现实的读者的压力而不得不改变风格，它是有一定的必然成因的，这包括作者自身人生观的改变以及他吸收的中西方文化因素完美的融合。他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不仅对文坛形成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甚至读者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换位解读，同样也让世界再度关注中国文学。可以说，余华的中国式荒诞悲剧让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都刮起了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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