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毕业论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

——以《活着》和《许三关卖血记》为例

引 言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至今已经创作数十部作品，成为当代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作品，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观念，以冷酷的笔调书写人生和世界的阴冷与残酷，这时期“暴力”成为余华极度迷恋的母题，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往事如烟》等，进入90年代，余华嗜爱的暴力血腥场面已经淡出，开始用平淡的笔调书写充满温情又很无奈的现实生活，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余华创作风格转型中突出的变化就在于他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歌颂，血腥和暴力的叙述被温情的传统思想冲淡，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让、遗忘、平和的人生观与山峰与山岗的暴力残酷形成强烈对比，不可否认的是，余华后期作品风格与前期相比更加成熟稳重了。

悲剧与荒诞虽是西方的美学理念，但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广泛运用，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先锋作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相对较多，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对悲剧和荒诞的描写都比较夸张，转型后的作品则多从现实角度温情的描写世间悲态，又不乏讽刺的幽默，起到“笑着流泪”的效果。西方的荒诞悲剧理论经过中国作家的笔便具有中国特色，《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鲜明的例子，在诉说中国本土故事的同时加入中国传统文化，使荒诞悲剧有了中国韵味。毫无疑问，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是任何一个关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两部作品。它们几乎都是一发表，便引起圈内圈外的巨大反响，而余华也借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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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作品，迎来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余华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再一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

一、 余华小说中的悲剧

众所周知，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经过长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简言之即:“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1]，现代悲剧观则认为，悲剧所毁坏的对象都是无价值(相对于传统悲剧中的“有价值”而言)的处于卑微荒诞处境的平凡人物，这种悲剧颇类似喜剧。余华小说中的悲剧所毁坏的对象就是平凡人物，如福贵与许三观，正是这类平凡人物才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

（一）悲剧的审美内涵

美学中的悲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它所注重的并不是在于艺术作品是不是有特定的戏剧形式，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艺术或者说一件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实质性内容是不是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突。如歌德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而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有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的。”[2]因此有了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无论是诗歌、小说、音乐，还是电影、绘画、雕塑等形式都可以反映出悲剧性的内蕴。 作为审美范畴，悲剧冲突不同于通常的社会冲突，而是生命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抗争，不可避免，不容退让。“悲剧主体则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和人的意志力提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3] 《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浮士德》《推销员之死》《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雷雨》等这些中西方的经典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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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艺术的打动人心之处，就在于悲剧主人公在自身悲剧命运不可摧毁的气势下而毫不退缩并鼓足勇气以自己的主动选择去抗争命运，即使明知会以被命运的强大的力量压倒而告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共同表现出一种抗拒苦难的自由精神，这种抗争精神也正是这两部作品的悲剧体现。

（二）《活着》的悲剧性

《活着》读起来令人感到沉重，在“活着”之下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它事实上是一部死亡史，从福贵的父母开始到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都随着时间流逝而一个个死去，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人。余华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他们不同的死亡状态，如家珍因无钱医病而死，有庆因抽血过多而死，凤霞因难产而死，二喜因劳动意外而死，最后连仅剩的外孙苦根也因吃多了豆子而活活的胀死。作者让主人公的“活着”来见证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见证死亡的残酷与无奈。这种沉重感正是作者精心营造的生存悲剧意识，它的悲剧性在生而不在死。

《活着》这部作品里充斥了命运意识。人在世界面前只是一个无力而卑微的动物，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不由自主地在命运的变奏中跳着欲望的舞蹈，仅仅以“活着”来显示存在悲剧——活着，就是接受“活着”那无可奈何的悲怆。《活着》展现了命运力量的强大无比和人在这种“天意”面前，仅作为一个生存代码和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存在，无法逃脱命运之手的掌握。但是，正是这种命运意识，才更加凸显了悲剧主人公福贵的抗争精神——活着。活着可以说是福贵在被迫的接受命运，更可以说他是在与命运做抗争。福贵在抗争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品质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展现生命的韧性和精神的顽强。福贵的妻子家珍死时，他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4]，儿子有庆抽血过多而死，在埋葬有庆后，福贵看着有庆时常走过的那条小路，“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5]我们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到福贵内心的痛苦，但是依旧是那么坦然，福贵以达观淡然的态度接受了这些死亡事实，这种态度就是他对命运的抗争，在面对亲人的死亡后，福贵依然坚强的生活，这种坚韧的品格也是他向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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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许三观卖血记》的悲剧性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虽然没有像福贵那样与死神频频接触，却也同样经历了一番悲惨的人生苦难，他以卖血这种极端悲惨的方式追求自己婚姻和整个家庭的生存。《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是小镇工人许三观四十年来不断卖血，第一次卖血是因为好奇，后面几次卖血除了一次是为“婚外情”外，都是迫于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卖血是苦难的事实，这一残酷的举动成为小市民平庸而艰难的生活的救命良药，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卖血，这部作品让人有窒息的感觉，无时无刻不为许三观的生活揪心。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苦难和《活着》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偶然与必然共同造就的，许三观面对苦难一次次的卖血，卖血已经成为许三观抗争苦难的唯一方式，也是唯一依靠，以至于老年的许三观不能再卖血时，他失声痛哭，怕遇到灾难家人没有出路，许三观是处于城市底层的平凡人，对生活充满了生的渴望，面对迎面而来的苦难，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选择屈服，而是选择了抗争。许三观的抗争是无意识的，是本能的，也是自觉的。对于生活中的苦难，许三观没有其他的办法，他追求的只不过是生存，生存成了他最大的抗争目标。然而，许三观的抗争大多数或者说根本上还是失败的，在苦难面前，他的抗争如螳臂当车，他的抗争也不过只能让苦难撕开一条窄窄的裂缝。但许三观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来抗争，也就是卖血。一次又一次的卖血记录着许三观他们一家的苦难史，也彰显出许三观无比坚韧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生活的原味就是苦涩，既然生活的底色就是苦难，那么许三观也就必须用尽全力去与之抗争，并且抗争到底。

二、余华小说悲剧的荒诞性

余华小说的悲剧不同于传统悲剧，它摈弃了悲剧中的“崇高”，从而将悲剧引向“荒诞”。钟情于卡夫卡的余华，从他踏上写作之途开始就着力揭示人生的荒诞和痛苦。荒诞，就是不真实，不合情理。但现实中这些荒诞是事情并不鲜见，甚至成为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都不奇怪。余华说：“我觉得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荒诞，从压抑禁欲到纵欲乱性，从政治癫狂到经济混乱，从无视经济到金钱至上，从人性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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