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毕业论文范本

“情的崇尚”和“史的反思”

——《长生殿》与《桃花扇》之比较

【摘 要】：本文结合洪昇和孔尚任的人生经历以及对艺术趣味的追求，试图从三个方面对他们的代表作品《长生殿》和《桃花扇》进行比较研究。文章指出，在创作的基本原则方面，《长生殿》采取“虚实结合”，而《桃花扇》着眼于“征实求信”；在作品思想的最终旨归方面，《长生殿》倾向于“情的崇尚”，而《桃花扇》较关注于“史的反思”；在对历史和爱情两个元素关系的处理方面，《长生殿》“以史衬情”侧重于情，而《桃花扇》“以情观史”偏重于史。

【关键词】：《长生殿》 《桃花扇》 创作原则 主题 历史 爱情

清初戏曲保持了明末的旺盛势头。尤其是明末本已活跃的李渔、吴伟业、尤侗等剧作家的辛勤笔耕，标志着戏曲创作艺术日臻成熟，也催生了康熙朝两颗璀璨之星——世称“南洪北孔”的历史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出戏一经问世，时人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金埴题诗说：“两家乐府盛康熙，金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题桃花扇传奇》）。公元1688年，洪昇《长生殿》定稿上演，“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十年之后，孔尚任《桃花扇》问世，则“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以至出现演出时“岁无虚日”的盛况。笔者纵观二剧，发现尽管它们都是以男女主人公离合悲欢的故事串演一代兴亡，但由于二位作者在身世、人生经历、艺术追求和思维形式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致使二剧在创作基本原则、作品最终旨归，以及对历史与爱情二者关系的处理上，又彰显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仅就其相异之处，稍作探微，以就教于方家。

①

—、“虚实结合”与“征实求信”

洪昇在创作《长生殿》的过程中，在题材选择上，遵循史实和虚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重新演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基本上是继承了白居易诗和白朴剧的内容，且融合了唐以来叙述、咏叹“天宝遗事”的文史、传说等许多素材。剧中出现的许多人物和情节虽大都以一定的史实为基础，但整体上以虚为主。上半部表现出尊史重真的精神，一方面展现真实的帝妃情爱生活，一方面穿插有关的历史事件；下半部主要写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以虚幻笔法鼓吹真情，极力铺陈李、杨怅恨绵绵的刻骨相思。清人吴梅曾云：“余谓《长生殿》，取天宝间遗事，收拾殆尽，故上本每多佳制，下半则多由昉思自运，??乃至凿空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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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实结合的创作方法与洪昇的创作意图有关。洪昇在《长生殿·自序 》中说：“余读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杂剧，辄作数日恶。”意在表明，他写李、杨爱情故事，与白居易诗、白朴剧的意蕴是一致的，在于显示“乐极哀来”的道理，以“垂戒来世”； 但他要改变故事的悲剧结局，让李、杨“死生仙鬼都经遍，直作天宫并蒂莲”（《重圆》）。这就决定了《长生殿》上下两部分创作风格的不尽一致。为此，在剧本的上半部，作者偏重于写实。一方面如实描写封建宫廷帝王与妃子的真实关系、真实情况。自古君王皆拥有至尊权柄，也拥有众多嫔妃。剧中的唐明皇同样如此。当唐明皇钟情于杨贵妃时，就意味着许多女人的被冷落，“莫问他别院离宫玉漏长”（《定情》）。唐明皇可随心所欲召幸别的嫔妃，乃至密召杨贵妃的姐姐幽会（《倖恩》）。杨贵妃本能的心生妒意，便遭谪出宫，无奈自悔，借献发传情以感动君心（《献发》）。她始终怀着“自来宠多生嫌衅，可知道秋叶君恩？恁为人，怎趋承至尊”的心态，为博取唐明皇的欢心、宠幸，她运用了女人的一切条件和手段：美貌、温顺、眼泪、投其所好谱曲、献舞，直至公然干涉唐明皇召幸梅妃，她说：“江采蘋，江采蘋，非是我容不得你，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夜怨》）。就这样一段真实的帝王与妃子的情爱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也塑造出一个高度艺术真实的宠妃形象。另一方面，穿插与李、杨爱情相关的历史事件。因杨贵妃受宠，杨氏一族享尽殊荣，其兄杨国忠做了右相，独揽朝政，其三个姊妹册封为夫人，“凭僭窃，竞豪奢，夸土木”，“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疑谶》）。安禄山因轻敌而致兵败，按律当斩，但由于杨国忠纳贿招权，为其开脱而留下祸患（《贿权》）。为能让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唐明皇命涪州、海南两道岁岁进贡，送荔枝的使臣一路驰马飞奔，撞死卖卜的老人，踏烂农民庄稼（《进果》）。“安史”乱起，随后六军逼迫唐明皇让杨贵妃在马嵬坡自缢（《埋玉》）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得与史实相符或相近。

按理说剧本写到马嵬事变，杨贵妃自缢，这一“帝王家罕有”的爱情悲剧应该曲终人散了，但“第曲终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要之广寒听曲之时，即游仙上昇之日。双星作合，生忉利天，情缘总归虚幻”（《长生殿?自序》）。于是，在剧本的下半部，作者主要写幻。以反复回旋的手法，着力表现一对痴情恋人生死不渝的情感。在贵妃缢死、帝位已失之后，李、杨虽阴阳两隔，却都陷入了追悔莫及的刻骨相思之中。杨归返蓬莱仙山，却整日以泪洗面，“千回万转情难灭”，“倘得情丝再续”，“又何惜人间再受罚折”（《补恨》）。李则无限的悔疚和自责，生不如死，痛不欲生，哀伤、痛惜、追悔、绝望等各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交织在一起，甚至惟求“早赴泉台和伊地中将连理栽”（《见月》）。他们经过《冥追》、《觅魂》、《补恨》、《寄情》，执著的感情和真诚的忏悔，最后感动天孙、玉帝的促合，双双进入月宫，实现了“长生殿里盟言”（《重圆》），终于月宫团圆。这种现实中的情愿真悔，在虚幻世界中得以升华实现，无疑将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推至理想的境界，达到了以精神的“长生”消解了现实的“长恨”。

相比《长生殿》而言，孔尚任的《桃花扇》则以写实为主。“试观《桃花扇》，全部记明

季时事，??系年记月，??且所纪皆是实录，尤可作南都信史观。”可见《桃花扇》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在创作该剧过程中，作者本着“征实求信”的精神，全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展示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而且对剧中各类历史人物的褒贬，表现出超脱清新的历史态度，吴梅也谓“《桃花扇》之句句可作信史者多焉”。

首先，在该剧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本着“征实求信”的精神，多方求证，力求可作“信史”。孔尚任年少时即从族兄孔方训和舅舅秦光仪处“得弘光遗事甚悉”，并“证以诸家稗记”（《桃花扇本末》）；另外“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桃花扇小引》），虽未亲历南明灭亡，但出生距南明不远，曾与前朝遗老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等人结为知交，又在扬州参拜史可法的衣冠冢，到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谒明孝陵，还往栖霞山拜访剧中人张瑶星道士，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搜集、掌握了许多南明兴亡的第一手资料。另外孔尚任还在剧前列出《桃花扇考据》，标举南明史实和史料，并一一参照。真如吴梅所言“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

其次，作者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先声》）。剧中人物形象众多，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歌妓，有姓名可考的人物就达三十九人之多。但人各一面，性格不同，血肉丰满。即使同一类人也不雷同。这显示出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实写出人物的基本面貌。如侯方域虽风流倜傥，有几分纨绔气，却关心国事。李香君身为歌妓，但面对昏君、权奸之淫威，誓不屈节。横行霸道的马士英，奸诈狡猾的阮大城。无能被杀的高杰，骄矜少谋的左良玉。孤掌难鸣，无力回天，沉江殉国的史可法。这些人物基本上是“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先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桃花扇凡例》），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正如剧中老礼赞所说：“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孤吟》）。虽剧中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稍有点染”，但也是为“写兴亡之感”，达“惩创人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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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的崇尚”和“史的反思”

《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剧都是重演历史人物爱情故事。两位作者都受到晚明尚情、清初“经世济用”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最终旨归，却有着明显不同。《长生殿》倾向于“情的崇尚”，《桃花扇》则关注于“史的反思”。

《长生殿》对李、杨的爱情充满同情和赞赏，并藉此歌颂人间真挚的爱情。尽管也有对李、杨沉湎于情欲而造成国家危难的不满和抨击，但纵观全剧着墨最多的还是对至真爱情的崇尚，对李、杨至死不渝爱情的歌颂，重在弘扬晚明尚情的思想。

洪昇在《例言》中说“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专写钗合情缘”；又说“今在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借太真外传谱新调，情而已”（《传概》）。这说明作者要借李、杨的情爱故事来歌颂人间真挚的爱情。全剧五十出，有三十三出

专写李、杨爱情。为此，作者首先舍弃李隆基前期励精图治、盛世名君的形象，将其定位为“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定情》）的风流情种，删削史家及野史中关于杨玉环与寿王、禄山秽事；将杨贵妃重新界定为一个纯真的德容兼备的爱情女主人公形象。

其次，从人间到幻境，夸饰铺染“精诚不散”的爱情过程。剧本从《定情》一出开始，作者就让李、杨连续四次相互表示：“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李隆基赐予杨玉环金钗时真诚发誓：“朕与妃子偕老之盟，今夕伊始。”并要“牢扣同心结合欢”。杨贵妃则表示：“惟愿取情似坚金，钗不单分盒永完。”后来杨贵妃制谱，唐明皇与她细细点勘；杨贵妃舞盘，唐明皇击羯鼓助兴；长生殿上，两人山盟海誓。《献发》、《复召》中，唐明皇相思：“识破愁滋味”；《夜怨》、《絮阁》里，杨贵妃争宠：“情深妒亦真”。马嵬之变后，《冥追》、《情悔》、《尸解》、《补恨》等出中，杨贵妃“只有一点那痴情，爱河沉未醒”（《情悔》）；《闻铃》、《哭像》、《见月》、《雨梦》中，唐明皇则梦魂相牵，闻铃肠断，见月伤心，派方士寻魂，最后感动天孙，使二人到月宫重圆。这显然表现的都是“钗盒情缘”，宣扬的无疑都是“占了情场”（《弹词》）、“精诚不散”（《传概》）的理想挚爱。

《桃花扇》则将侯，李二人的爱情悲欢离合，置于南明弘光王朝兴亡的社会环境中，从中揭示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这是清初那种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的文化思潮的反映。作者自称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重在揭示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首先，将南明覆灭，侯、李爱情悲剧归罪于马、阮之魏阉余孽。一方面，马、阮是祸国的权奸。当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马、阮二人出于一已之私，迎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弘光王朝，并非要以此卧薪尝胆，中兴复国，而是唆使弘光帝声色犬马，他们趁机大权独揽，党同伐异，罗列黑名单，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而当清兵南下，国家危在旦夕之时，他们或跑或降，并唆使江北四镇同室操戈，致使河、淮一带兵力空虚，清兵长驱直入，而驻守扬州的史可法则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无奈沉江殉国。如此权奸把持朝政，南明焉能不亡。另一方面，阮大铖是侯、李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殃民”的权奸。在侯、李爱情悲欢离合的发展过程中，他一直是阻碍和悲剧制造者的角色。当他落入丧家犬的境地时，他巴结侯、李，送上妆奁，企图拉拢复社文人，洗刷罪责，以图东山再起。当其如意算盘落空后，便怀恨在心，将侯、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南明建立，他得势后，不仅罗织罪名，追捕侯方域，迫使侯方域离开新婚的妻子逃离南京，还逼李香君转嫁他人，并对其百般的侮辱、迫害。直至南明灭亡时，侯、李二人才得以重聚。当然侯、李二人流离失所、不得相聚的命运，只不过是当时众多百姓受马、阮权奸迫害的一个缩影而已。

其次，突破了封建等级贵贱观念，塑造了一批正义的社会下层人物。剧中塑造的李香君、苏昆生、柳敬亭等社会下层人物，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是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只不过是供封建统治者享用的开心果而已，然而在剧中被作者注进了伟大的人格，成为最高尚的人。如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卑劣的用心落空，孤身在昏君、权奸的淫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