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改造与升华，故我们称之“新民本”，以示其与《左传》《孟子》以来的民本论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指明：作为“解构专制”的未完成形态，“新民本”既同近代民主存在本质差异，又是近代民主最切近的民族文化资源与前驱先路。

民本思想是先秦以降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潮之一，它与尊君论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筑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理论基石。自先秦至唐宋，民本论虽然愈益饱满、丰富，却并无突破性发展，其基本理念没有走出《尚书》、《左传》、《孟子》所阐扬的“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之类。然而，至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批判思想的氤氲涵化，为传统的民本思想提供了一次更新的机会，不过，这种更新尚未达到质变所必需的临界点。我们把明末清初涌现的这种政治理念称之为“新民本”，它是先秦以迄唐宋民本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某些方面逼近民主主义，却终究未能正式迈入民主主义门槛。

新民本思想形成于明末清初，大致以明万历三十年至清康熙四十年(1602—1701)的100年为其时间段落，当然可作适当上溯下延。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思想史不同于政治史，并不以王朝的更迭而起止，它有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轨迹。17世纪，从思想史上来看，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时间段落，产生了不同于此前的宋明理学和此后的乾嘉考据学的独立的学术和思想，其在政治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新民本思想。

第一，万历至崇祯，专制君主集权政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种种弊端也暴露得淋漓尽致。物极必反，一种抗议极端君权的思想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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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万历年间东林党登上政治舞台，而东林党议政为黄宗羲(1610一1695)等新民本代表人物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

第三，万历年间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重要时期，专制皇权对手工商业利润及成果的垂涎（xián）和掠夺，激起了市民阶层的不满和反抗，使新民本思想代表人物

看到了君主专制制度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从而产生了激昂的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想。

第四，康熙后期清代政治、经济步人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缓和，而明代遗老又相继凋零，随着社会动力源的衰减和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王夫之(1619—1692)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人物的先后谢世，新民本思想渐趋式微。康熙、雍正、乾隆等有为君主的励精图治，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再现威势，中国的政治思想又回复到“民本一尊君”范式，而以唐甄(1631—1704)辞世(康熙四十三年)为界标，新民本思想基本上偃旗息鼓。

在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股来自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思想潮流。当代中外学者大都指认这股思想具有新的特点。

古今中外思想座标体系加以考察和界定的必要。通过综合考察，我们将明末清初进步思潮中的政治思想重新作了文化定位，认为它是一种介于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政治思想。它渊源于传统民本思想，但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某些方面突破旧的民本意识，走到近代民主主义的边缘，却又未能迈入近代民主的门槛。笔者曾经把17世纪的政治思想，称为“明末清初谴责专制君主的社会批判思想”，认为它“是从先秦民本思想和中世纪各种抗议要王专制的异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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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走向近代民主、民权思想的桥梁，它为中国近代先进的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提供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指出明末清初进步思想的过渡性质。

如果要为这一时期进步的政治思想给定名称，我们以为，“新民本”是一个较富真实历史内涵的概念。

第一，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潮主要承袭了先秦民本主义，它的基本思路、所用的术语等均来自民本主义；同时，它又吸收秦汉以来的异端——非君论一的因素，对君主专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它还吸收了时代精神，明末的市民意识、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成为其直接的思想资源，因此，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想不同于旧的民本思想，它还包蕴新的生产力因素和拥有新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尽管它的议论之激烈表明它对君主专制似乎已忍无可忍，其对君权所提出的种种限制措施也表明它似乎已走到近代民主思想的边缘，但仍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纲常”伦理的束缚，在其设计的未来政治蓝图中，保留了君主制度，因此仍然属于民本思想，不过这种业经改良的思想已经属于“新民本思想”。

第二，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潮与欧洲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固然有着某种形式和某些内容的相似之处，但它们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两种文化类型及其政治学说，因此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欧洲启蒙思想直接导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瓦解，开创了民主发展的新阶段；而明末清初反君主的政治学说，则并未导致君主专制制度的瓦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是又一个强盛的君主专制王朝——清朝。因此，欧洲启蒙思想具有近代民主的性质，而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潮则只能是民本思想的一个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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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本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明末清初先进士人探讨中国君主政治制度改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与近代民主思想不属于同一品种，但属于相近的品种，所以最容易与民主思想相嫁接。我们用“新民本”来概括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潮，是在古今中西的纵横观照中作出的界定。

新民本思想家并非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在特定时代顺应潮流而出现的一群思想水平参差不齐、思考侧重点不同，但均在民本思想基础上进行过创新的思想家群体。他们有的在反对传统儒学和孔孟权威上独树一帜，为后来新民本思想突破传统束缚扫清了某种障碍，如李贽；有的则为新民本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工商经济思想的基础，如汪道昆、赵南星等。新民本思想家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部分东林党人在抗议君主极端专制的斗争中，成长为新民本思想家。新民本思想家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晚明王学左派如李贽(1527—1602)、何心隐(1517—1579)等人，他们在伦理观念上的突破，为否定“君为臣纲”、猛烈抨击君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另一部分人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1629—1683)、傅山、唐甄等人。后一部分人往往对前一部分人并不认同，如顾炎武攻击李赞道：“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莫甚于李贽。”黄宗羲也曾对王学左派加以批评，说他们“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黄氏在《明儒学案》中甚至把李贽排除在王学之外，还指责“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李贽)未始不可”。但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李贽、何心隐等人的思想。即使同属后一部分人，也有相互诋斥者。如黄宗羲尊阳明心学，而吕留良则尊朱斥王，且批评及于黄氏。但黄、吕的政治思想又相互影响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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