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这一比率已达到100%，而且仍在增长。这表明经济学家对高公共债务率的危害认识还不够，人们忽略了高公共债务率的背后隐藏着投资者和政府的或有负债。当债务比率升至一定程度之后，就很难回到之前的审慎水平了（Blanchard等人,2013）。此外，关于债务与增长的关系也面临激烈争论。莱因哈特和罗高夫（Reinhart和Rogoff，2010)发现，当政府债务与实际GDP的比率超过90%时，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增长率中位数下降1个百分点，而平均值下降3—4个百分点。这一发现被视为高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的重要学术依据。不过，赫恩登等人（Herndon等人，2013)发现莱因哈特和罗高夫(2010)存在严重失误。他们重新计算了债务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随着债务GDP比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只是小幅下降，并且下降幅度随样本选取起始时间的推移而收缩，特别是当样本期为2000—2009年时，高负债 (债务率大于90%)国家的增长率比债务率为60%—90%的国家要高出04个百分点。该争论目前仍在继续。
第二，财政紧缩应该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进？
经济学家对财政紧缩的必要性已经确信无疑，但对紧缩的程度与速度却没有定论。财政紧缩的程度取决于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过度的紧缩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无助于债务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提高公共债务水平。
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取决于宏观经济状况、财政政策的结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等各种因素，很难准确测度。财政紧缩的速度也很难自由选择，而是受制于政治和市场方面的压力。因此，我们无法计算出财政紧缩程度和最优速度。 第三，我们能比自动稳定器做得更好吗？
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在此次危机后被越来越多地关注。索洛(Solow，2012)指出自动稳定机制在经济复苏时可能会“帮倒忙”：例如，收入增加会引发自动稳定机制，在经济刚摆脱低谷时，这等于向脆弱的复苏泼凉水。布兰查德等人（Blanchard等人,2013）提出，自动稳定器不能提供最优的周期性反应，（1）只有在产出变化是暂时的前提下，自动稳定器
对债务削减的效应才能发挥作用，但我们很难区分当前的产出下降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2）自动稳定器的总体强度取决于社会选择，如政府规模、税收或支出结构等，这并非建立在周期性财政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因此，自动稳定器的强度可能不充分，也可能过分。因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自动稳定器自发地调节宏观波动。 宏观审慎政策
前面曾谈及，本次危机是在通胀率和产出波动都很平稳的情况下，由金融部门的结构失衡和系统性风险引发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13）认为，这表明巨大的冲击事实上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金融市场内部，市场机制并不能在短期内自发地熨平这些复杂的、非线性的冲击。利率政策难以解决金融市场中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因为它是针对经济总量变化的工具。在解决特定的产出组合、融资或者资产价格问题时，应使用特定工具；宏观审慎政策就是防范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特定工具。 目前的焦点问题有两个：
第一，宏观审慎究竟是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根支柱，还是仅仅对前两个工具起到辅助作用？
由于我们并不清楚宏观审慎政策的操作机理和实际效果，目前还无法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在2013年IMF会议上，主流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以下两点初步看法：（1）宏观审慎工具有作用，但是其效果尚需进一步评估。这些工具减弱了不健康的繁荣，却未能使其停止。（2）由于这一类工具是结构性工具，影响的是特定部门和特定人群，因此带来了一些政治经济学问题。除了以上两点之外，我们认为还应注意，过度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很有可能抑制正常的借贷、投资活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反而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 第二，微观审慎、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应该如何相互协调配合？
目前的主流看法（如Blanchard,2013）是，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协调配合问题相对简单。我们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从微观向宏观的发展过程在金
融领域的复制，二者分工相对明确。宏观审慎政策关注的重点是金融系统整体情况，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而微观审慎则关注单个机构的风险状况，避免单个机构倒闭。
相比之下，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则要复杂得多。二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机制：货币政策影响金融机构承受风险的能力；而宏观审慎通过影响总需求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由此看来，本次危机之后，各国宏观政策当局以利率政策稳定通胀和产出、以宏观审慎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的做法也存在问题，因为两套措施存在复杂的多重、相互影响。 要使两类政策很好地协调，或许就需要将宏观审慎监管权力也交给央行。不过布兰查德认为，赋予央行设定价值与贷款比率上限和债务与收入比率上限会带来缺乏民主的问题。斯坦利·费舍尔认为，英国的做法有一定启发性：在央行内部设定两个平行的委员会，一个负责货币政策，一个负责金融政策，后者采用一套范围有限的宏观审慎工具，规定不能使用价值与贷款比率工具。 产业政策
虽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反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危机后美国的所谓再工业化以及出口翻番计划等实践看，产业政策亦成为发达经济体摆脱危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为国家干预和扭曲的同义词，很难被主流学者纳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之内。主流经济学反对产业政策的理由是：虽然产业政策的初衷是弥补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政府失灵。不过，产业政策真的这么糟糕么？或许，有很多是出于发达经济体担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和扭曲性赶超。强调幼稚产业保护的汉密尔顿、李斯特等人，其实提倡的就是一种产业政策。在现实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从来就没有过时。罗德里克（Rodrik，2008）认为，成功的经济一直都要靠政府的政策来推动结构性调整。产业政策尽管在美国政治中一直被视为异端，但实际
上产业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都在。比如美国国防部在硅谷的早期开发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互联网也起源于美国国防部1969年的军事项目。
在中国，产业政策更是非常典型。中国有发改委这样一个独特的宏观调控机构，其产业政策涉及了行业准入、支持创新、节能减排、扶持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等，无论是新产业的出现还是夕阳产业的退出，以及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都与产业政策分不开。 因此，产业政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产业政策最好不是直接的补贴，而是一些制度性的支持和提供一些与信息不对称、基础设施、外部性等有关的服务。 汇率政策与资本管制
本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似乎一旦变成自由浮动，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但实际上，强调完全自由浮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Frankel，2009）。
关于汇率，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是：要么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如货币局制度，欧元、美元货币联盟；要么就是完全的自由浮动（这被称作是角点汇率制度）。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特别是从欧洲汇率机制到亚洲金融危机，似乎表明这一判断是对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经验，让人们有了新的思考。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对角点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角点汇率制度同样可能形成危机。IMF于是不再推崇角点假说了。从现实的操作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中间地带而非角点。
中间汇率为什么行不通呢？这主要来自于克鲁格曼所谓的三难问题，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及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理论上，这三难中可以有所选择，有所放弃，但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三难中，可以不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局制度），也可以不要汇率稳定（自由浮动），但不能不要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三难中间，只有资本自由流动是要坚决捍卫的。这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