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a hemorrhagic fever）。从1976年到2000年止，以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为中心，共有10起突发事件。每次都给人类带来了巨痛和灾难。据研究，病毒原本栖于生物体内，传染是通过患者的血液，体液扩散。为了寻找与病毒共存的生物——自然寄主。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陆军微生物病研究所与法国巴斯研究所等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彻底调查。其中美国陆军微生物研究所的彼得·耶林库博士认为，“蝙蝠可能是自然寄主”。因为与埃博拉病毒同属费拉病毒科（Filoviridae ）的马堡病毒（Marburg virus ）引起的出血热，与洞穴中的蝙蝠密切相关。
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过的严重疫情，象天花、鼠疫、疟疾肝炎等，哪一次都与动物有关。人类自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之后，文明才有可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开始遇到许多在原始的捕猎时期不曾面对的疾病：在很多地区，农业依赖于灌溉，而水渠中缓慢的流水给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驯养家畜使得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比如，天花和肺结核来自于牛，麻风病来自于水牛，普通的感冒最早则是从马那里传来的。人们到现在还和狗有65种共同的疾病，和牛有50多种共同的疾病，和羊有46种，和猪有42种。当群居生活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和密度之后，一些新的传染病就会出现。历史上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发生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么动物是罪魁祸首。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公正。若人不去超出常规的接触和捕杀动物，动物能把寄生在身的病毒带给人类吗？各种新兴病毒出现，“并非病毒跑出来，而是人类扰乱了病毒巢穴的结果”，这种说法，几乎是大部分研究人员的见解。新兴病毒原本可能以栖息在热带地区森林的猴子、鼠类、蝙蝠等为自然寄主，因为森林深处的密闭不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人。但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持久的干旱，人类过度地开恳耕地和大规模的砍伐，就使原本封闭在森林深处的病毒跑了出来。特别是象广东人那样的滥杀乱食野生动物，就不可能不把原本寄生在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第1个SARS病人，并且是炊事人员，紧接着又传染到几百个人，就是典型的实例。
反思SARS，非是动物，责任在人。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催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说的。一百多年来，人类都做了些什么？试想想看，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人类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还少吗？就我国来说，若没有对新疆、甘肃、内蒙一带植被的破坏，能有近年来愈来愈烈的沙尘暴吗？能有1998年那样的长江洪水泛滥和长江抗洪救险吗？事实证明，退耕还林政策出台和加快发展中西部战略问世，确属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自然的无奈，无疑是高瞻远瞩，十分正确的。
然而，人类面临的灾难太沉重了。就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来看，形势毅然十分严峻。仅以水土流失为例，就已成为全国性最严重的公害。据遥感普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水土侵蚀183万平方公里，风力侵蚀18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另外，还有125万平方公里的冻融侵蚀面积和大量分散的重力侵蚀（如泥石流，滑坡等）面积。目前，平均每年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北方，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一条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的黄色带正在扩展。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质量下降，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使自然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据统计，全国有60余座市镇常年受到滑坡、崩塌的侵扰，50余座市镇受到泥石流的侵扰。仅1998年，全国就发生各种不同规模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区灾害约18万处，其中规模较大的477处，死亡1573人，受伤1万多人，毁坏房屋50多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70多亿元。2000年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暴风雨集中，引发大量滑坡、泥石流等水土流失灾害，死亡人数达1080人。
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原因固然表现在自然因素，但实质上是人为因素所致。植被破坏、过度放牧、陡坡开垦，盲目建设，无不对自然状况造成毁灭性破坏。然而，人们在从事对自然界的掠取和破坏时，当时是想不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而今天，当我们面对SARS等病毒威胁人类生命安全而发生忧虑之时，怎能不对自身的行为作深刻反醒呢！
首先，人类必须重新考虑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自觉地顺从自然。自然界不仅创造了人类，更创造了万物生灵。所以，自然界不只属于人类，更属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人类没有资格充当自然界的主宰，没有资格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更不能充当人类自身及其他物种的掘墓人，从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无形的大剪，把自然界的生物链剪得粉碎。人类啥时候都应当明白，保护了自然，也就保护了人类。
其次，人类必须正视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觉地适应自然。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类并不是孤立地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以社会为中介与自然界发生着联系，对自然界进行着改造。因此，这就需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尊重自然规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界进行变革。对自然界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顾后果的肆意开发，只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只有在充分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后，主客体间达到了一种统一，人类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其三，人类必须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警惕自然界的“反人化”，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是自然之子，人永远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一方面，人类要按照一定的目的改造着自然界，使自然不断地适应人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与自然除了存在物质（功利）关系，还存在精神关系，包括审美、文化等价值关系以及伦理关系。所以，人类不能单纯地谋求功利主义，还应对自然界有一定的道德责任，自觉地形成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共同发展的新型的和谐关系。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从而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对待。人与自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人类之所以优越于动物，不仅在于人类可以有目的的变革自然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于人类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活动，人性地对待自然，从而维护自然界乃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追求人类文明的同时，也追求生态文明。
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是人类应该永久发展的智慧和责任。 启示之三 人应当洗心革面，与传统旧习彻底诀别
SARS病毒的传染，确实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震憾。人一旦面临死亡的考验，便会产生无穷的思索和坚强的凝聚力。尤其是中华民族，这一传统更为显现。当SARS袭来时，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便迅速形成了围剿SARS的战斗堡垒，市民、工人、农民都参加了，都变成了防御前线的坚强战士。就全国讲，着着实实是打了一场不见硝烟的人民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尽管SARS疫情还没有远离我们而去，也谈不上最后下结论，但我们确实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居住又相对集中，这次疫情能否迅速地被控制住，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人民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我们胜利了！令SARS退缩，令世人震惊。控制速度之迅速，参与防范者之众，措施办法之得力，古今中外，无与论比。试想想看，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疫情，哪一次防治的能象这一次这么好，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哪一个能象中国——面对SARS，能做到全民皆兵。实践一再证明：人民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好！由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坚强的
凝聚力坚不可摧。然而，面对SARS疫情发生、传染到控制的整个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回顾。
反思之一，中国当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意识。古往今来，人们把活动的价值集中在对自然界的强夺暴取。而SARS却告诉人们，人类不仅要顺应自然，还要对自然进行保护。不少人开始意识到了，野生动物是不能随意捕杀的，更不能随意食用，并不是野生的东西谁占有就是谁的。联系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开始对环境法的价值产生更加明晰的理解。就法的观念而言，环境法所调整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环境法的价值是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为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发展。人们开始注意考虑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能够理解“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观点，甚至倡导解放动物，知道了用法来保护自然，对付病毒。如：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中国环保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国内32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就发出了倡议，号召相关单位和个人负起责任，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用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抵御疾病对人类的侵害。不能说不是SARS对人的启迪。
反思之二，中国人当自觉地革除陋习。“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几千年来流传于民间的传统陋习。而这次SARS 病毒的传播，令人不得不对传统的卫生理念和生活习惯进行变革。看起来，SARS病毒的传染是一件坏事，同时又是一件好事，它象一剂清醒剂，唤起人们对传统的习惯作法去重新认识，自觉去革除陋习，对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卫生习俗来讲，确实是一次巨大冲击，是一次思想深处的革命。其效用、其威力是无法比拟的。在不少地方，人们开始对不良习俗进行改变，重新认识自己的环境责任，尊重自然、珍爱生命、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坚决摒弃象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群餐群食的传统陋习，代之以餐前洗手、实行分餐，对随地吐痰和乱抛乱弃行为重罚等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等的树新风活动。人们开始注意做到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危害野生动物，形成良好的环境道德和卫生习惯。然而，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习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丑陋的中国人”有其丑陋的顽固性，因此，必须打持久战。就人的素质而言，有一些现象就颇值得深思，非下重药是不能根除的。比如，在SARS被列入依法防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后，有人明知自己患了传染病还从医院里逃跑；有人昧着良心借机进行商业欺诈或哄抬物价活动；有人假借SARS病进行敲诈抢劫、制造谣言等犯罪活动；有人临阵脱逃或玩忽职守；有人表现出极度恐慌和脆弱；有人仍在贩卖、滥吃野生动物，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荒谬的“防非”把戏和迷信活动等。这一切，都当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人人当从自个做起，与文明握手，去诀别陋习。
反思之三，中国当全面地完善机制。从整体上看，这次防治SARS，特别是从四月中旬以来，无论是信息、机制、措施，还是具体的布署落实，应当说是非常正确有效和得力的，但是，在回忆防治SARS的全过程中，在不少方面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人所皆知，2002年11月16日，广东就发现了SAR
S病例，紧接着广东有几百人传染，在弄不清病原、病因和有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都未能提到疫情的高度来认识，未作出及时的防范和预告，导致北京、山西、内蒙、河北、天津等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大规模传染，不能说不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教训。尽管后来引起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视，但其中的教训不能不汲取。当SARS病毒迅速地向全国乃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延时，无论是从信息的披露，还是预警，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等方面，都显得滞后和无力。不过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当一种疫情袭来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建立起灵敏高效的防范机制。一是预警机制。二是快速反应机制。三是信息披露机制。SARS事件已经不是单一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是较为广泛的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方面，还直接涉及我国国际形象和中国政府的信誉。在处理危机方面，对内应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对外需要讲究方式策略。这次大范围发生在中国的SARS事件，对中国新一届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和重大挑战，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与“考试”。
结论，当然是满意的。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国不仅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而且通过疫情防治，充分显示了民族坚强的协作精神和全民牢固的凝聚力，干部、群众的关系空前的好了，许多平时看来集恶成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通过疫情防治摸索出来的经验甚至比疫情的有效控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使用价值。为此，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
第一、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必须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制，共产党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二，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人民，特别是人民中的农民、工人和市民，始终是战斗在一线的主力军，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凝聚力是不可抗拒的；
第三，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必须建立果断的预警信息披露和快速反应机制，任何时候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第四，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地指挥，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协作方式解决遇到的难题；
第五，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不能忘记朋友，当重视公众舆论和国际间的合作支持；
第六，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不能忘记党的宗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的位置。（2003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