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为他怕别的党员抓住他的把柄。”足见他在事关自己利益时的清醒和对村长个性特征的透彻了解。当他在和常有理谈分家之事的时候，他主张与有翼一起过，我们看下面一组对话：

马多寿：“你愿意跟谁过？”常有理说：“老大倒是个好孩子，不过他媳妇有时候我也惹不起！”马多寿：“媳妇倒是小事，老大那人尖薄得很，跟上他，眼前咱们还能劳动，他倒很愿意，赶到咱们再上些年纪，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恐怕要受老罪！你看跟有翼怎么样？”

马多寿老婆常有理则是个典型的封建婆婆形象，常能把没理的事情说得端端有理。对三媳妇菊英的虐待，最终铸成菊英因忍无可忍而提出分家。当村长范登高来了解菊英说自己受虐待的情况是否属实时，常有理的一番话讲得头头是道，似乎是菊英诬赖了她，而实际情况则是经自己儿子有翼作证，菊英所讲属实。当有翼去开会时她却骂有翼：“你是吃饭长大的呀还是吃屎长大的？青年团是不是你爹？??”“我不准你去，不跟上你那些小爹妈你还不会证死我！”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常有理自己不讲道理，无视自己身上的缺点反而却竭力阻止自己儿子的进步；在对待有翼的婚姻问题上，她还牢固地坚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处事态度。将自己儿子与自己姊妹的女儿小俊凑合成一对，无视科学，殊不知此乃科学中的近亲，还美其名誉亲上加亲。从另一角度看，历史总是不断向前演进的，在对待诸多问题的时候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何况爱情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呢?作品中常有理在对待儿子有翼的婚姻问题上还是履行的老一套，缺乏历史的审视观，殊不知老一套的市场正在被新的观念给吞噬着，她无视社会进步这一客观规律。执着地逼有翼接受小俊，而有翼心里却爱着的是玉梅，这就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以“革命”的方式追求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爱情。这不止符合人物思想发展的逻辑，也符合了读者的心理愿望。

当有翼得知灵芝与玉生订婚之事时，想到自己与灵芝擦肩而过，便产生了后悔而痛恨的心里倾向，所以他又哭又笑，然而这一切都是常有理一手造成的，面对有翼又哭又笑这一客观现象时，她压根儿就没有反思导致有翼产生这一强烈反应的深层原因，却愚蠢地归结为有翼中了邪，难能可笑啊!后来得知灵芝来了，又硬说成是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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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鬼带来了，故事至此，真可谓荒唐之极，处处弥漫着封建守旧的浓烟，作者通过这一系列故事情节的生动展现，把常有理封建的一面刻画的淋漓尽致。

马有余的绰号“铁算盘”，他自私、自利、精打细算，文中第七节写他在老婆和弟媳菊英、满喜吵架时出来息事宁人，他的这份“仁义”也是用算盘算出来的，“因为得罪了菊英怕菊英提出来要分家；得罪了满喜，怕满喜离开他们的互助组；不论得罪哪一个，对他都是很不利的事情。”当他去请范登高吃早饭的时候，他很“客气”地给菊英来了段：“老三明天也不要做饭，就回家里去吃，好合好散哩！你嫂嫂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都担在我的身上。”单从有余这谈话的态度上面看，这个家蛮可以不分开的，而他这样说其实是为了在分财产时菊英不好与他计较，从而使他能占更多的便利，如此而已。在后来有翼提出分家的时候，马多寿老汉都看出来有余这个人刻薄得很，而不愿意跟他。

马有余老婆人称“惹不起”，是一个愚昧、自私、蛮横、撒泼而不讲理的妇女。她在和满喜吵架时，那撒泼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是非不分，明明是自己儿子十成的不对，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向菊英和满喜说：“十成！你这小该死的!吃了亏还不知道快回来，逞你的什么本事哩？一点眼色也不认得!人家那闺女有妈！还有‘爹’！你有什么？”这个为人母的惹不起面对情况，不弄清事情缘由就贸然以尖酸刻薄而十分挖苦人的语言来“解决”争端，当然也就更不懂得教育自己的儿子了。

（二）干部中的落后“典型”

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是具体贯彻党的政策的人。然而在建国之初，党的基层干部中有一些同志身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办起事来就不能那么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三里湾》中的范登高是村长，他的个性特征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因为翻身翻得太高而被称为“翻得高”，他是三里湾开辟工作的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到后来他却热衷于跑买卖，反对扩社和修渠，而且很圆滑，使别人在形式上找不出驳斥他的理由，赵树理试图突出他的典型意义： “大家讨论完秋收，接着便谈起准备扩社、开渠的问题，范登高说：‘以下的两个问题和行政关系不大；我的骡子明天要走，我可以先退席了。”

这无疑暴露了他自私的一面，在自己利益上面的争取，在集体利益上的消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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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处理个人得失与集体利益之关系。在处理菊英分家的问题上，他很反对，理由看似义正词严，说马家落后势力大，让菊英这个团员留下做些工作，但他的真实意图却是怕菊英分家后加入合作社，从而引起“糊涂涂”入社，因此他才竭力找理由维持现状；在党的会议上，张永清给范登高提意见：“你对支委会和支部会议的决议没有一次没意见！没有一次积极执行过！这是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范登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里的一名主要干部，本应该身体力行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有意见地执行着组织的任务与决议，这也正是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另外他无论是在思想、情感还是具体行动上，他都与王小聚、李林虎、糊涂涂这群落后人物俱象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糊涂涂却将范登高的性格摸得很透彻：

“主任委员范登高是村长也是党员，说话很抵事，不过他自己是既不愿意修渠也不愿意入社的。只要我们说得有点情理，他会顺水推舟的。”老牙行说：“咱们先跟他联系好不好！”糊涂涂说：“那可不行！你让他自己说，他会帮着我们说话，要是当面说破，他反而却不敢帮我们——因为他怕别的党员抓住他的把柄。”在支部会议上，张乐意社长批评他说：“你给刘老五赶骡子，王小聚给你赶骡子，你还不是和刘老五学样子吗！党不让你学刘老五，自然你就要对党不满。”

在政治上，范登高满脑子英雄主义思想，在经济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就进一步突出了范登高的纵的历史联系和横的社会联系，把它写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这样他就与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之间存在矛盾——两条道路性质上的矛盾。虽然未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已经临近敌我矛盾的边缘，是不容忽视的。

（三）新时期的积极群众

与这些农民群众中的落后人物形象相对应，作品中塑造了菊英、画家老梁、金生媳妇、王兴老汉等一批勤劳、积极进取、任劳任怨、朴实而乐观的新一代群众形象。 菊英因丈夫外出当兵，自己孤身一人不仅要养女儿玲玲，还要受尽家人虐待。小说中第十六节《菊英的苦楚》中叙述了她受尽婆婆常有理的无情虐待，受尽妯娌惹不起的挖苦，很多时候却不与她们斤斤计较。常有理明知菊英到晌午也碾不完磨，却要故意让菊英作难。文中菊英进行诉苦说道：“她们趁我在家，总是爱说米完了，面完了，差不多不隔三天就要叫我上一次碾磨，攒下来的米叫她们吃一个冬天，快吃完了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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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就又该回来了??算了算了！说起这些来一辈子也说不完。”从菊英她的语言中足见菊英自出嫁进马家所受的委屈之多。这也为后来菊英因走投无路之境提出分家是一脉相承的。在分家的时候菊英不计得失，她说：“只要有几件家具过得开日子就算了，多一点少一点有什么关系？庄稼人是靠劳动吃饭的！谁也不能靠祖上那点东西过一辈子！给我那么多我就要那么多！没有意见！”在她心里牢牢地树立起了要劳动才能有饭吃这一先进理念，因此在分家的时候显得是那么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得失，明理高大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也从侧面抨击了马有余和惹不起他们的好逸恶劳之恶习。

画家老梁可谓是三里湾中的“灵魂”，他以自己精湛的画艺向老百姓们展示了三里湾未来的发展图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三里湾人民的积极进取。老梁以自己的特长，结合三里湾的实际，在以王金生为首的基层党组织的科学带领下，有力地配合着三里湾的大发展。文中对老梁同志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通过这不长的语言描写，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积极引领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形象。

金生媳妇作为支部书记的妻子，则扮演了新时期农村妇女的体贴、勤劳、通情达理的良好形象。王兴老汉则是一个农村致富引领者的典型形象，他乐观、勤劳，还会谋发展的路子。当农业社的何科长考察菜园“船头起”时，他从园里摘了甜瓜放在盘里满怀信心地说：“哪一个不熟、不脆、不甜、不香都管换！”当画家老梁问他扩社以后可不可以以扩大种植规模时，他却表现得很专业地说：“不行！这里离镇上远一点，只能卖到东西山上没有水地的山庄上，再多种就卖不出去了。”从这些细节我们不难读出王兴老汉的乐观、自信、勤劳、充满智慧的新时期农民的先进形象。

（四）新时期先进的基层干部

《三里湾》中还塑造了党的好干部、知识分子，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范灵芝、张永清、张乐意、魏占奎、王满喜、秦小凤系列先进人物形象，他们是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优秀干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勇于进取，富有斗争精神，思想正确、作风正派、工作方法对头、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很少或没有一般群众身上的缺点，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经常教育或感化落后的干部和群众，这也是作者所欲歌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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