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贪污腐败的反思与体会
腐败问题历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腐败问题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好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各执政党和老百姓都已经知道其危害性。世界各国也针对腐败问题出台各种法律政策,设臵机构,严厉打击。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越来越注意到腐败问题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危害性。把反腐问题上升到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因此，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工作，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几年更加予以关注，社会反响也越来越大。
今天，我们分公司纪委组织基础工作培训，要我讲讲反腐形势。“2006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之一，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经验，曾做过一个法制报告，在全国影响很大。我想就着姜德志的报告思路，就我们国家反腐形势现状和贪污腐败现象谈些个人体会，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书记，委员指正。
一，中国贪官现状分析
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20几年以来贪官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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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查处的往往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等。90年代以后，领导干部犯罪的越来越多。有统计，1993年——1997年的五年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1998年——2002年的五年间，查处县处级干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处2381人，是前五年的4倍多。1993年——1997年的五年间查处厅局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1998年——2002年的五年间查处厅局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五年的3倍多；1993年——1997年五年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2002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五年的3。5倍；2005年一年，省部级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
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犯罪的领导干部中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司局级这层中层领导干部在所有犯罪领导干部中所占比例是最大的。有人收集了国家审计署网站（www.audit.gov.cn）公布的150个犯罪案例，发现司局级领导干部占了所有犯罪领导干部总数的50％以上，其次是县处级领导占到犯罪领导人总数的19。3％。
第二，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臵，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
1982年，中央作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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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当时提法是“商品经济”。实行的是商品价格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害了不少人也造就了无数的大小“大款倒爷“。有的人利用职权倒卖物资吃差价。据有关部门统计，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不少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就要涉及政治，寻求更大的实惠，寻求保护，客观上造成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第三，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居多。
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60余名。中纪委组织了近千人进驻厦门办案，据我认识的中纪委的领导说，似乎整个厦门市没有收过赖昌星钱的干部已经没有了。“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曾介绍说：2000年底，他被中纪委调去查办“慕马（慕绥新和马向东）”大案，在和慕绥新谈话之前，姜德志先找了慕绥新的秘书，其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的确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上海社保大案，国家药监局腐败案，包括东航货运大案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
第四，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
1993年——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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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有617件；1998年——2002年是5507件，是前五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金额十分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再如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公款十个亿，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抓了十个人，违法犯罪金额几千万元。吉林省的腐败官员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铁成（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刘国（中国粮食储备总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都分别在北京，上海，大连，长春购臵大量房产，一方面是为了洗钱；一方面等待升值。
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况，即从公路建设领域向水路建设领域渗透，从工程建设领域向经营管理方面蔓延，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等（据6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
据交通部门统计，1998年到2003年全国交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万亿元。如此巨大的建设规模，使拥有公路工程“生杀予夺”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炙手可热，也逐渐成为腐败 “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1997年以来，在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从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开始，已有新疆、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份的17名厅（局）长。今年2月1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缉拿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加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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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18人。河南省更是创下了连续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交通官员不断落马，厅以下干部更多。在这些案件中，发案环节基本都与公路建设有关。
看来，交通领域的腐败行为，不仅有18名交通厅（局）长落马的纪录，还有河南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奇闻。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河南的一名厅长上任之初还写下了血书，向组织保证坚决汲取前任教训决不腐败，但案发后发现他早就腐败了。在当代中国的腐败史上，交通领域里的腐败纪录绝对是破天荒的、空前的，可以堪称之最。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交通领域里的腐败行为已经“从公路建设领域向水路建设领域渗透，从工程建设领域向经营管理方面蔓延，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等”，这里，提请读者朋友注意这个“等”字，足见，交通领域腐败的新动向，远不止这三个方面，真不知交通领域还要创下什么新奇的全国腐败纪录，这不能不引起公众的重新关注。
“要想富，就修路”。这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更是贪官们谋求个人财富积累的重要秘诀。在一些地方，公路建设庞大经费成了贪官黑洞，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大量建设资金“蒸发”。据报道，我国 高速公路每平方公里平均造价超过3000万元，部分甚至近亿元。耗资9.57亿元的河南省许漯高速公路，自1999年交付使用后，4年4次大修，并导致该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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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厅（局）长们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皆因其手中权力被腐败的“病毒”所侵蚀。根本原因就是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首先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热。从1998年起，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攀升，资金大量涌入，到2003年达3500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10%，创建国以来新高，使得掌握公路工程建设“生杀”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日益炙(zhi)手可热，迅速成为腐败“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其次是投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行政领导具体从事微观的市场经济活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模式，在市场不规范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自律不够，就可能出现建设项目和资金人格化。我国公路建设采用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臵项目法人。如此巨大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制约，不出事就怪了。再次是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腐败得逞均与公程招投标有关。一些交通部门负责人同时兼任工程建设公司负责人，有的还顶着“评标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交通部门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是发包商，又是承包商；再加上招、投标市场不受制衡，在客观上催生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怎能不发生“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悲剧呢？沈阳至山海关高速公路，仅沈阳段的短短50公里，就发现62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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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3000万元专项资金被挥霍一空。谈及案件，一个市交通局局长曾说过：“十几年来，我们交通局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招标。这个制度不改，职务犯罪也还会继续下去。”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近年来，工程腐败已引起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高度重视。工程腐败无论是战后重建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工程建设项目在阿富汗所有的外国投资中占了一半以上。但要获得一份政府合同至少要用工程总额的8％进行贿赂。近日，越南《检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贪污：一年回顾》的文章。文章中有一句话——“2005年贪官吃工程，2006年贪官吃土地”。这句话表明了工程腐败的发展趋势。德国公共工程领域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每年涉及金额高达7亿欧元，占政府投资项目总额的2。98％。这不包括未发现的。
第五，从后果上看，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 在政治上，贪污腐败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老百姓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中央提出，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背后都有贪官在起作用，由此可见，腐败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的确不可忽视。最近，中央组织部通报了一批违反换届纪律的案件。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共查处换届选举期间的违规违纪案件121起，处理有关责任人192人，纠正了对631人的违规任用决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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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地方各级政府换届选举意味着一大批官员换位子，由此也引发出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代价违规违法。 近日，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违反换届纪律，指使、纵容他人为自己进省委常委班子拉推选票一事被中共中央纪委、组织部通报。
在经济上，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贪污腐败使非生产性成本大幅度上升，损失不可估量；1995年，吉林省检察机关查办了吉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刘柏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吉林省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市(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修铁路，总投资1.6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门，结果1.6亿元很快被挥霍光了。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了下去。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他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7000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2001年沈阳土地转让金10亿元，2004年是20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在文化上，贪污腐败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破坏，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同时，给我国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难题。
二，年轻勤奋晚节不保，贪官经历惊人相似
一些领导干部所以犯罪，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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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律可循。首先是客观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 体制弊端和机制缺欠
权力过分集中，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不加制约，任凭权力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就是必然的。那么，腐败的条件是什么？西方学者有个说法：腐败的条件＝（垄断权＋自由处理权）－责任制。垄断权，是唯一的，如工程拨款，拨给张三行，拨给李四也行，拨给王五也不错。很简单的事实是，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秉公办事的人，他就会选择最需要的，对工程最有利的；贪图私利的人就会选择给他好处多的人。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选择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并且他还不必为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一旦追究起来，他会说在程序上是公开的，集体讨论的，集体决定的，按程序来的。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的。
为什么贪官都跳不出怪圈？什么怪圈呢？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都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中，要饭的出身。连东航的佟国照也有一个苦童年。。。。。。这些人青年时期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臵上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机制因素不容忽视。成克杰能号称壮王。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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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也是这样。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曾说过：“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臵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他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广西南宁的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经有了规划，可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2000万元。市委书记、市长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操作了，根本不讲程序。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任阜(fu)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两个特征，一个是在犯罪领导干部中，农村出身的领导干部占大多数。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50个案件中有78个案件披露了犯罪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其中有32个领导干部是农村出身，占披露总数的41。03％，县城出身的占34。62％，城市出身的占24。35％，可见农村出身的领导干部所占比例最大。另一个是犯罪领导干部呈现出年轻者居多的态势。最近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中，多集中在40——49岁这个年龄段内，所占比例超过总数一半；其次是50——59岁这一年龄段的领导干部，大体占到了35％左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下的一些领导干部，这部分人一般具有较高学历，凭借着在工作中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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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现连连提升，30多岁就已经身居要职。
第二， 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的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王朝的268年中，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人。最有名的贪官就是和申，贪污了11亿又6百万两白银。和申的实际家产相当于大清帝国乾隆年间的15年的财政收入。中国的数千年封建文化里有很多糟粕的。中国文化有一种“黑洞效应”——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黑洞一样的引力，这个引力会把若干与此核心价值观念不相干的思想意识吸收并且同化。如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缪论。官本位是什么？官本位就是权力本位。如果我们不注意修养，不提高警惕，很有可能陷入到这种文化糟粕中。看一看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的思想、升官发财的思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还有一点，“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从不打送礼的”等处世理念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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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就演变成严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赖。易中天不是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什么“非典型性腐败“。他说的“非典型腐败”就是中国官场上的习惯性的游戏规则。旧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说过：“人的一生最难吃的面有三碗：人面，场面和情面”。因此，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关系人社会，办什么事都找关系，遇到什么麻烦，不找什么律师呀，法律政策什么的，而是先赶紧翻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去找存折，为什么？找人办事要送礼呀。有些事老觉得不花钱心里总不踏实，有时候也知道花钱是白花，但花了钱，也会觉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内，我们管点事的，做清官是难的。因此，我们各级老要求我们管事的人要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超越这种文化，用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保持廉洁。同时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廉洁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心理对贪污腐败的“零度容忍”。
第三， 环境的影响
这个环境包括了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 微观环境就是家庭环境和工作单位的环境。我们注意观察和了解一下有关案例就可以发现，多数贪官都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孝，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大捞钱。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成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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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的过程就是其情妇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再一个微观环境是单位环境。贪官的单位环境的共同特点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如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原总裁刘金宝，非常贪婪，他想贪污公款，就拉下属入伙，造成单位集体行为的假想，实质上是几个人分钱，最后他待过的两个地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班子的成员都被抓了。
中观环境主要是交际环境。人是社会动物，都要在交际中生存。大多数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交友不慎，交友过滥。通过许多案例可以发现，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以为自己有天大的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不少人都是奔你这个位子来的，因为有职务有权利。大家知道的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其2005年3月10日被双规，2006年11月3日被判刑有期徒刑15年。这个领导我认识，在昆明，丽江我都接待过他，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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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接待过我。他是山东人，在上海长大的。我觉得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好交朋友。初看根本不像个正部级干部。也正是因为如此，也被他所谓的朋友害了。2004年12月9日，这是改变他一生的日子。美国的一家公司把他告到了美国法院，告他违反美国1977年《海外腐败行为法》，收受了竞争对手的100万美金，而且还接受竞争对手的邀请，到世界上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美国加州卵石滩度假。为此，这家美国公司还出具了张恩照在该高尔夫球场的录像。这段录像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好朋友拍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是被其一个好朋友在接待时用针孔摄象机摄录了其娱乐的场景，查上海社保大案时查出来了。
再就是宏观环境。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社会矛盾会加剧，收入分配距离拉大，城乡差距拉大，贪污腐败现象会多发。这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的。在我们国家还有个特殊情况，我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官本位”，市场经济是“利本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官本位和利本位结合起来，就有条件拿着权力到市场上去换钱。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这些现象，是因为公共权力在客观上没有市场可以去换钱。
宏观环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人对我们的宏观环境有一种片面认识，认不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对消极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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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理解，容易形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末日心态。说到这里，也想介绍一些题外话。现代化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或者说当一个社会正在急剧转型，这时不仅社会问题频繁发生，而且心理问题也大量凸显。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
近年的一些调查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当前我国出现和潜在的心理问题的基本状况。这里仅列举几个有关调查数据。
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超过了心血管疾病，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据一项相关调查，目前我国约有3000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中小学生中有心理障碍者为21.6％——32％；大学生中有心理障碍者为16％——25.4％，而且呈现上升趋势。有关研究显示，目前在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已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而产生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从而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
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重挑战，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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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震荡”是指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于人们心理系统的适应性和承受力产生的冲击超出了其所能积极应对和有效处理的界限，从而表现出各种带有消极特征的心理感受和行为症状。简言之，“心理震荡”也就是一种较严重的心理不适应状态，是“心理问题”的极端表现形式。
导致“心理震荡”现象出现和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变迁的速度快、程度深、力度强，使生活世界对于人们而言呈现出很大的陌生性，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是客观方面的原因。
社会变迁这一最重要的宏观背景，具体、直接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这一切对于人们原已形成的社会心理系统会形成巨大冲击，从而构成对于人们心理适应性的一种考验。
社会变迁加剧与人们心理适应性减弱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表现在现实生活的不同领域之中，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心理问题及其形式：
▲社会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压力感加重。不论是升学、就业，还是职称、职务晋升等方面的竞争，都使人们的学习、工作任务加大，标准提高，长期处于高度竞争状态之下，自然会对人们的身心承受力造成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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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奏加快所带来的紧张感增加。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工作节奏加快，生活习惯替换频率加快等，都需要人们不断调整自己原有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这些情形都是构成紧张与焦虑的重要原因。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引起心理失衡。下岗失业、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等使一些人产生了较强的失落感、相对被剥夺感、不公平感等，如果这些心理感受长期得不到改变，甚至进一步加深，势必使心理失衡现象变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造成心理上的困惑。或是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或是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之间难以及时有效地交接所形成的“空白”，都会使人们在心理上出现一定的困惑感或迷茫感。
▲社会陌生性增加导致归属感程度的降低。随着社会流动的范围扩大、频率加快，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程度加大，会使人们经常或随时面对巨大的反差时，由于丧失了基本的熟悉，而增加了更多的陌生，这种情形会使人们一时难以形成应有的归属感、依赖感，在极端的情况下则会导致孤独感、无助感等。
面对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为了增强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减少心理问题的出现，预防和消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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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现象，必须从多方面作出有效努力。反腐败问题的解决也该研究官员们的心理问题。
三，价值观严重扭曲 堕落从道德败坏开始 大凡贪官在主观上有这么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 政治立场动摇。
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绝不会贪污
的。”列宁说的政治修养就是党性修养。很多贪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做了错误的判断。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第二， 价值观念扭曲
价值观就是对事物意义的理解。贪官把钱看的很重，私欲严重膨胀。有些贪官的贪欲叫人不可理解。比如那个刘金宝，贪占了8000多万元，在上海有7处房产。但是，他母亲却领着一个傻弟弟住在上海20世纪四十年代建的一处破房子里。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却偷偷摸摸地拿到单位报销。其价值观扭曲得不可思议。慕绥新曾说：“自从中纪委开始调查以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藏着这些赃钱，就像拿着一件传家之宝，捧着怕掉地上，放下怕被偷走，折磨得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突然你们（指办案人员）拿个棒子来，一捅，哗啦一下子掉地上碎了，我心里倒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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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来就应该是没有的嘛。”他这段话说得挺深刻。办案人员审讯成克杰的时候说：“你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你还是一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他提出三条：第一是监舍的灯太亮，晚上不适应，睡不好觉；第二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有三个武警战士跟进去，方便的时候也不太适应；第三是在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得到的阳光太少。他说：“四个武警战士，算我五个人，阳光瞬间就从我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监狱长同意，把灯给他调暗一点，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证他睡眠，配合审讯。其他两条不行。办案人员告诉他慢慢适应吧，得保证他的安全。他说他理解，慢慢适应。一个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一缕阳光，也要向组织提出请求。。。。。。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对办案人员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边远地方盖个小房子，做老百姓行不行？”。东航的吴九洪也说：“现在最想的就是给曹总当好副总”。 这种罪行败露后又想回到原来的起点的愚蠢想法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第三， 道德防线崩溃
大家都会了解，大凡贪官走向犯罪大多都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都是从行为操守不检点开始的。许多贪官背后都有小姐，情妇，二奶。。。。。。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都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线崩溃了，结果是万劫不复。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一个堂堂的国家统计局长，说下台就下台了，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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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反应了当前政府官员的不稳定性，而之所以不稳定是这一代官员的道德品质素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老干部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邱小华事件意义非同可小，它降低了社会对政府官员的信任，降低了党和政府的社会权威和威信。因此，对这些腐败官员必须严肃惩办，人民坚决支持毫不手软地整肃社会颓败之风，对当前这场反腐斗争，一定要认清它的真正意义，不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小道消息所迷惑。]人啊，天堂的隔壁就是地狱，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要守住道德的防线，纪律的底线，不可突破法律的高压线。 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更何况由执政党的地位所决定，党风对民风起着引导、制约和决定的作用。党风不好。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就会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使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以至败坏社会风气。 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有三个方面是要强调的：一是我们要有好的生活圈子；二是要有好的生活情趣；三是要有好的生活方式。
第四， 法律意识淡薄
所谓法律意识就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权力的属性是它的腐蚀性和扩张性，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运用权力的程序把握不住，事物发展的“度”把握不住，就会脱离法律的轨道，出现犯罪。贪官们都是如此进去的。成克杰、慕绥新都有法律意识淡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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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非要把给他送了钱的沈阳客运公司原经理夏任凡(已被判处死刑)提拔为交通局局长，交通局副局长们听说常委会要讨论了，集体到市里辞职，市委班子讨论三次通不过，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客运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级。夏任凡更能造势，不顾法律授权，为所欲为，把他的办公室改名为办公厅，把办公室主任任命为秘书长。成克杰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对他的权钱交易犯罪不以为然，案发后还很困惑，他说：“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给点好处费吗？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找上我了呢？”。
第五， 侥幸心理作祟
贪官们为什么要贪？钱不该你得，钱的来路不合法，都是明知的。为什么还要得呢？这就是侥幸心理在作怪，总觉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觉得有保护伞保护，自己行为隐蔽就没问题。贪官的经历证明，这种侥幸要不得。贪官本来要寻求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最终事与愿违，其生命质量大打折扣。人的存在是自然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位一体的。如果说你真的贪了，那么其精神生命必然会受到创伤，因为道德谴责感，对法律的恐惧感同时伴随而生。有些贪官一有人出事，就寝食难安，到处打听，这个人交待了没有，都交待了谁？吴九洪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和老婆说“今天总算又过去了”。可以想象，贪官健康状况是不会好的，寿命都短，肯定心脑血管病居多，因为经常心惊肉跳。所以侥幸要不得，侥幸的结果只会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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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腐败三个要素 清除腐败滋生土壤
在认真总结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思路，并制定了实施纲要。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们党正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着力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腐。这一纲要如果能够在全党达成共识并得到切实施行，对于遏制腐败发展蔓延，直至最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2007年1月8日至10日上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在北京召开。吴官正同志作了工作报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去年的六次全会相比，在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时，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一、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必须常抓不懈。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
这八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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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作风问题，是个老问题，领导干部相当于公众人物，其影响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党的几代领导人高度重视，都有深刻的论述，历次中央纪委全会都讲，但这次全会胡锦涛总书记重点讲述这个问题，意义非同寻常。从去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不论是严重违纪案，还是腐败案，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相关。所以，2007年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对党建理论的重要贡献，更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二、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五大建设”之中
吴官正同志在工作报告中要求：2007年，全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将反腐倡廉工作融入“五大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是中央纪委全会的一个新提法，标志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战略思路的进一步深化，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迈向具体和深入，从而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找到了具体路径。
三、把“十六字方针”提升为“战略方针”
“十六字方针”就是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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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注重预防”。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确定为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这在党的有关文件中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是第一次出现，而以前提出的是“方针”。从“方针”上升到“战略方针”，不仅仅是多了“战略”两个字，而是要将这一反腐倡廉方针提升到战略地位，来谋划、来认识、来贯彻落实。这表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反腐败新思路的最终形成并将成为反腐倡廉工作长期有效的指导方针。
四、房地产等领域成为防治腐败的重点
根据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下列五大领域将成为2007年防治腐败特别是开展反腐倡廉、党纪国法教育的重点：
一是房地产领域。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房地产领域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臵商品房；或者以劣换优臵换商品房；或者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的，都是不允许的。
二是交通工具领域。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借为名占用他人汽车，也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三是博彩领域。领导干部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腐败新花样，2006年有关部门就查处多起此类腐败案件。今年仍将是反腐倡廉的重点。 四是投资理财领域。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者以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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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益的，都将被定性为腐败行为。
五是期权领域。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者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是一种期权腐败行为，属于要坚决清理纠正之列。
上述五大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是2006年一些重大腐败案件频发的新领域，中央纪委明确将其列出来，表示要坚决清理纠正，表明一些热点领域的腐败和新形式的腐败，已引起了中央和反腐败机构的高度重视。这既是对领导干部的警示，也是明确地划定高压线。
中纪委提出的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我们应当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清理纠正，有力地促进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严查五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案件
在查办案件部分，七次全会和六次全会相比，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变化，提法上更加具体明确。
这次全会提出，严肃党纪国法，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严厉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特别是以下五类案件。 一是违规发放、核销贷款的案件，首次进入中央纪委全会工作报告。这类案件之所以成为今年的办案重点，与某些银行高管收受贿赂，违规发放贷款，损害国家利益等金融领域大要案的发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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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搞虚假招标投标，是在投资项目的招投标环节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腐败形式。虚假招标投标，从表面或从程序上看，是不违规的，但实质上是钻法律规章和管理制度的空子，官商勾结，谋取私利。
三是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
四是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都是去年以来多起案件中暴露出来的两种新的腐败现象，其实质是对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的滥用，背后存在权钱交易行为。
五是严查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件，是对国企改制中腐败现象认识的深化，表明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是目前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四种主要形式。明确将其列出来，有利于反腐败机构把握重点，办理这个领域的腐败案件。
这几类案件，性质都非常恶劣，对我国国有资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生命安全，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几年有关部门查处了一批此类案件，深得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今后加大查处力度，必将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贪污腐败有三个要素，那就是腐败的动机、腐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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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资源。教育就是解决动机的问题，通过教育强化公职人员的自律意识、廉洁意识，坚守道德防线，把握纪律底线，远离法律的高压线。
我们纪委办的同志通过不断的工作和总结经验，并和基层的同志反复沟通。我们认为，在云南分公司也应建立起一种新的学习教育理念：即把民航安全教育理念也引入廉洁教育内，廉洁教育也要做到“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持续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公司廉洁文化氛围。当然这需要一是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二是需要作长期的工作打算。在学习教育的方式上，我们应当立足于企业中心工作和实际，见缝插针，因企制宜。在学习教育的内容上，坚持正面教育不动摇，附之于警示和反面教育。尤其要结合企业员工“三德”教育，诚信经营理念教育。 第一，教育是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当前我们在反腐败教育中要把握三个关键：一是教育的实效性，不能搞形式主义。教育就是要解惑释疑，要讲清道理、情理和哲理，不能靠训导和威吓。二是领导表率的示范性。古人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广西、沈阳、黑龙江为什么成批的干部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要领导的带头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由此可见，领导的表率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反腐败要靠制度，靠行动，但也需要反腐败教育，需要有一整套真正科学完善的反腐败理论。制度的设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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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实施等，也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在反腐败理论本身存在着这些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大小贪官“台上教育别人，台下连自己也教育不了”的现象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是用人的导向性。提拔任用一个干部就是立起一面旗臶，反映了一个党组织的用人标准和取向。这种导向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马向东、马德都是贪官，都花钱买到了官，这就激发了一些干部的买官欲望，阻塞了德才兼备、清正廉洁干部的成长之路，而且他们在买到官之后，在更高的位臵上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产生了腐败的辐射甚至是裂变效应。这一教训极其深刻。
第二，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保障
香港廉政公署有一句口号：“有健全的管理就会减少贪污的机会。”从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是加强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我国现行的法规和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有些法律制度之间不配套，冲突较多，有的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只规定了实体，没有规定程序，特别是行政行为，要有严格的程序，违反了程序就要受到质询甚至弹劾。有很多贪污腐败行为都是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滥用职权或不按程序办事而达到了敛财目的。二是强化制度的刚性。严格按法律制度办事，不管是谁，都不能有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权。比如“小金库”，会计法和相关的财务制度都是禁止的，因此“小金库”可以说是贪污腐败产生的渊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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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贪污贿赂的资金都来源于此。这一腐败的重要源头不解决，贪污腐败又如何禁得住？仅此一例，即可看出制度建设与反腐败的关系，也说明制度在反腐败中的保障作用。
云南分公司必须在去年工作基础上，围绕反腐治贿长效机制建设工作目标，重点在财务；基建；物资采购；招飞招乘；客运；货运等六大领域建立起由科学合理之制度所支撑的长效机制。要着重探索和研究促进运输生产经营与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结合部和结合点。充分发挥内控部门和内控机制对企业安全管理，生产经营，服务质量等重点工作的“杠杆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难题更是一个国有企业在反腐治贿新形势下的系统管理问题。请各位书记，各位委员给予理解支持。在实际工作中，注意从理论到实践加以及时总结。
第三，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有效的监督是对制度执行的保障和制度“无效”情况下的救济和矫正。从成克杰、慕绥新等腐败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些人作案跨度大，持续时间长，而且日趋严重，往往是边腐败边提拔，这就应该引起深刻反思，我们的监督机制为什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我想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一是客观认识同体监督的局限性，要解决监督主体依法独立监督的制度保障；二是强化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同时，加重所在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责任，要追究失察之责；三是各监督主体要各负其责，同时形成合力，监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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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前移，要重视公职人员的道德监督和党纪政纪监督，不要等到发展为严重犯罪才来算总账，这对党的事业和对干部个人都是很大的损失，成本太大；四是依法依纪监督，这样才能建立健全发现机制和惩戒机制，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法外开恩。
当然，我们是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监督问题也是一个难题。监督资源如何整合；监督机制如何建立等等都是我们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想就监督说点题外话，我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历来是：在监督中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历史地评价每一个干部员工以及他们所作的工作。对违纪犯错误的干部员工，我的第一思维点就是：保护，教育加严肃处理;既要坚持原则，更要以人为本。“严肃处理”不等于一定要“严肃处分”；“严肃处理”不等于一定要分公司纪委或党委作出处理。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同事，祝我们工作顺利；作为朋友祝我们好自为之。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经验是：加强教育不想贪，制度严密不能贪，法纪严明不敢贪，待遇公平不必贪。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脚踏实地开展工作，彻底遏制和清除贪污腐败将为期不远。我也期望我们尽管面临着太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紧紧围绕东航“三年振兴计划”目标，坚定信心，守土有责。一定会把云南分公司建设成一个“风气正，干部强，员工优，安全好，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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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公司。这个目标，一方面我们要拭目以待；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实现。
五，关于纪检监察工作的两个问题 第一， 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什么？
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和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纪检会以及云南分公司的纪检会都已开了。今年的任务已经明确，目前就是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了。我感觉，我们面临的工作局面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任务越来越艰巨，地位越来越重要，责任越来越重大。今年的工作任务中有不少新内容，有些涉及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作风建设问题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我们纪检干部要思考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哪些是我们的薄弱点？哪些是需要急需解决的？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认真分析，找准突破口，起码在学风问题，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二是结合保持稳定，构建和谐企业的的要求，切实做好纪检监察自身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偶然发生的事，找责任；反复发生的问题，找规律；大面积发生的问题，找机制制度。三是紧紧围绕云南分公司中心工作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尤其是效能监察工作。四是通过纪检监察工作，确保政令畅通，建立廉洁，高效，务实的企业管理模式。
第二， 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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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要做好纪检监察工作，首要的要树立三种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我们要把当前的反腐治贿工作放到反腐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去把握；还要把分公司纪检监察工作臵于公司中心工作的整盘棋中去考虑。这样才能找准“定位”，满而不乱，有张有弛地开展工作。再就是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服务员工；二是服务纪检监察工作对象。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为全公司服务得过来，主要就是发挥我们的组织协调作用，摆正自己的位臵，要和各方面协调好关系。还有一点就是不断创新的意识。人作为一种动物，对陌生的人和事物会有一种“恐惧感”，我们活该处在改革的年代，竞争的时代。因此，要做好工作，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视改革为我们的“朋友”，主动去接受挑战并寻找机会。这个寻找机会就是创新！希望全体同仁都学会去寻找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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