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的理性审视 下载本文

摘要:主审法官责任制的实质是去除司法行政化,还权于审判者,解决审判者权力亏空问题。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试行,与审判长负责制没有实质区别。分析主审法官责任制实践路径可知,其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徘徊,被赋予了诸多的功能。理性审视某些地方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措施,其存在强烈的行政化倾向,审判权架构是“等级制”模式,将主审法官职位固定化,并定位为“法官之上的法官”,与法官员额制发生冲突,只是确保了少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采取先放权后集权的方式来去除司法行政化可能导致改革偏差,存在诸多弊端,可能会跌入“钱穆制度陷阱”。应将主审法官责任制理解为办案法官责任制,构建“扁平化”审判权配置模式,加强法官独任审判制,完善合议庭制度,方能达到司法改革的目的。

关键词:主审法官;审判权配置;司法行政化;等级制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6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这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对法官地位的高度评价。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和法官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个人独立审判,法官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不高。法院内部行政化痼疾仍然存在,对法官的管理一直沿用公务员管理模式,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司法惯例”仍然存在,下级法院的法官向上级法院的法官请示、汇报案件??司法是一种判断权,司法者必须独立地思考并独立地作出判断,才可能得出公正的裁判结论。受制于人、依附于人的法官显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不能超然于外,无法保持中立,更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领域出现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官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中立地裁判是法官的天职,必须将审判权还给法官,让法官独立审判并成为法院真正的“主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一、各地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试点的透视 (一)主审法官(责任制)相关的概念辨析

万事皆有源头。我们追溯一下“主审法官”这个名词的历史。遍查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发现“主审”或者“主审法官”的踪迹。《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中“主”一字有多种含义,其中一种是:负主要责任;主持[1]。按照其字面意思,似乎可以将其理解为在审判过程中负主要责任的或起主要作用的法官。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可以发现:国内最早研究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文章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忠定发表在《法学》杂志1993年第11期的《建立主审法官责任制的几点思考》。刘忠定没有对主审法官下定义,但对基层法院的主审法官的范围作了划定,即主持经办案件的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和独任审判的审判员、代理审判员[2]。刘忠定继而对主审法官的职、责、权、利进行了界定。主审法官的权利是:“根据法律规定或院长授权而享有的对案件在程序上和实体上作出处理的权利。法律规定由院长批准的事项和由审委会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主审法官不得自行决定。”[2]从刘忠定的文章可知,“主审法官(责任制)”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存在。1993年底,《人民司法》杂志的记者立里对上海杨浦法院的主审法官责任制进行了采访,该院的原副院长刘忠定认为:“主审法官责任制的重点是要解决审判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审判人员的责与权亦即审与判相脱离的弊端。”[3] “主审法官责任制”被认为是一项改革的新举措、是“胆识之举”,其核心是“放权”。国内最早对“主审法官责任制”下定义的文章是武汉中院周顺昌的《试论“主审法官责任制”》,该文认为:“主审法官责任制是主审法官或由主审法官与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对承办的案件全面负责审理,并直接享有对其中大多数案件的裁判权或

处置权。”[4]该文认为主审法官是法院审委会挑选的业务素质较高的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以后要“逐步过渡到案件承办人即主审法官”,该制度的核心是“将一定的审判权限授予主审法官”,实行该制度的目标是“解决审判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审判人员的责和权,审与判相脱离的弊端”[4]。叶青认为:“主审法官制是审委会指定的思想、业务素质高的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为主审法官,或由主审法官与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对承办的案件全面负责审理并直接享有大多数案件的裁判权或处置权的一种工作制度。案件承办人即为主审法官。该制度会改变法官‘无权一身轻’的现象”。[5]对“主审法官”的主要争议在于其是案件承办人还是经选任的少数精英法官。

与“主审法官责任制”相似的概念是“审判长责任制”或“审判长负责制”。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于2012年7月启动审判长制度改革,借鉴“项目团队”管理模式和“突出法官主体地位,给法官配备工作团队开展工作”的工作机制,选任审判长,组成审判团队,案件审判权和人员管理权下放给审判长[6]。同年年底,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开展了审判长负责制的改革,选任了35名审判长,建立“审判长+合议法官+助理法官+书记员”的审判组织,审判长处于核心地位,对审判组织审判的案件全面负责[7]。

“主审法官责任制”和“审判长责任制”是不是同一制度?我们先分析一下“审判长”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设有审判长制度。设立审判长制度是管理合议庭的手段,审判长由合议庭中资深的法官担任,并组织、指挥审判活动。从理论上讲,审判长和其他法官享有相同、平等的审判权力,但在实践中,审判长在合议庭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案件的审理意见最为重要[8]。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一人担任审判长。”《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要求“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通过的《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规定了审判长的条件、选任程序、职责等事项,其中审判长的职责主要是担任案件承办人或指定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承办人、主持庭审活动、签发诉讼文书等。从“主审法官”和“审判长”的选任方式、职责、功能、改革的目的来看,都是放权给法官,让法官负责,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有趣的是,深圳福田法院以前的改革叫“主审法官责任制”,现在称为“审判长负责制”[9]。 另一个可能与“主审法官”相混淆的概念是“首席法官”。首席法官是对高级法院最高级别法官的称呼,首席法官是法院的首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由该院院长担任。 (二)主审法官(责任制)试点评介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试行主审法官责任制的可能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该院于1993年4月至年底试行该制度[4]。 1.上海杨浦法院模式(1993年4-12月) 2.吉林通化中院模式(1998年6月开始)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从1998年6月开始进行 “选任审判长”改革,并在通化市两个基层法院试点[10]。

3.湖北武汉中院模式(1999年开始) 4.法官制改革的黄陵类型(2002年开始)

陕西省黄陵县人民法院自2002年开始推行主审法官制度和助理法官制度。在改革前,该法院有审判资格的法官25名,但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只有8名。该法院的改革措施是:撤销业务庭室建制,建立法官室,构建以主审法官为核心的运作机制,遴选的8名主审法官每名配备1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法官助理由助理审判员或优秀书记员担任[11]。 5.深圳福田法院模式(2012年7月开始)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从2012年初开始进行审判长制度改革,先在执行局试点,同年7月在全院全面铺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多地法院兴起了主审法官制或审判长负责制的改革。如2011年2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推出全新审判机制――主审法官负责制。2013年4月,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作为推行新型合议庭审判制度的试点法院,推行主审法官负责制改革,让审判权集中在精英法官手中,向新型合议庭要审判绩效。2014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开展试点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消除审判权运行中的行政化因素,实现让审理者裁判;明确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实现‘由裁判者负责’”。

纵观1990年代至今的主审法官(审判长)负责制的改革,其本质是将本属于法官的审判权还给法官,由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承担审判权行使的责任。其目的是做到权责统一,优化审判职权配置,克服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痼疾”。值得注意的是,现今的改革呈现出与以往改革不同的特点:将审判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精英法官手中;少数精英法官组建审判团队,将精英法官和普通法官的审判职权区别开来;少数精英法官从流动的变成固定的,法官员额制度开始推行;淡化甚至取消庭长、副庭长管理层级,将其纳入精英法官群体;将原来由法官中层干部掌控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也集中在少数精英法官手中(该特点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改革模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主审法官(审判长)负责制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挂钩。 二、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司法为什么不能行政化?根本原因是司法权和行政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两者不能混淆。从根本上来说,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部门既无强力、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即使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2]。司法权是消极的、中立的权力,司法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只有一方当事人请求,司法才能介入双方的纠纷中。司法者保持中立、居中裁判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所以要求审判独立,司法者不能受制于人,受制于人则不能独立思考并作出判断,也就无法保证司法公正。“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别的上司。”在司法领域不能要求“下级服从上级”、“职位低的服从职位高的”。另外,司法活动有亲历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如果司法者不直接接触原被告双方,听取他们的诉辩、举证质证,则很难发现“案件事实”。没有“案件事实”,裁判就没有基础。而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权、管理权,它必须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实施管理,提供服务,否则就是行政不作为。为保证权力的相对集中,确保政令畅通,必然要求行政机关内部实行“长官负责制”,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司法权主要以追求公正为目的,如果在司法机关搞“等级制”、“首长负责制”,强调“服从”,那么公正就不存在了。行政权主要以追求效率为目的,如果在行政机关推行“行政独立”、“行政人员中立”,那么必然导致政令不畅、各行其是、行政效率低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13]因此,司法不能行政化,行政也不能司法化。

我国司法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长期存在行政化的痼疾,为人诟病。张卫平教授曾对我国法院体制行政化下过定义。他认为:“法院体制行政化是指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体制构成和运作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的。”[14] “司法行政化”表现在内外两方面:在法院内部,广泛存在着案件审批制度,重大疑难负责案件由庭长、分管院领导或审委会定案,承办法官无自主权,出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下级法院的法官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具体案件。法院管理行政化,法官职务行政化;在法院外部,地方法院似乎成为上级法院或者本级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宪法地位难以落实。司法行政化违背了司法规律,使司法权行政化,破坏了司法公正,阻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影响了司法的审级制度,加剧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家的法治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破除法院行政化指出了方向:一是改革审委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破解法院内部行政化);二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破解法院外部行政化)。因此,试行主审法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在法院

内部去行政化,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主审法官(审判长)负责制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到如今重启改革,已历经20多个春秋,但改革的成效仍有待检验。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探求原因,就是我们对主审法官(审判长)负责制的认知处于茫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