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的形式转移给证券交易人。对于漏损而言，其比重在某种程度上由金融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效率决定，在金融机构不断完善的推动下，金融体系将会进一步削减包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在内的诸多成本，如此一来，能够提升“储蓄→投资”实际转化效率。
（2）第二种途径是金融体系能够通过发挥其信息优势，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将资金配置到资本边际收益较高的部门中去，从而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对于金融体系而言，其该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三大渠道：首先是借助风险分担机制，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那些风险系数较高但生产效率更为理想的项目，从而改善资本配置；二是通过信息搜集及处理，甄别出最有前景的投资项目；三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促进了创新活动。Bencivenga（1991）认为银行发挥期限转行的作用，借助对流动性风险的有效控制，实现对那些流动性不强但收益可观的项目的投资，促进了资本分配的均衡；股票市场的高流动性也为企业先进技术融资提供了获得可观收益的途径以及更为理想的退出机制，如此一来，极大地推动了创新活动的开展。
(3)第三种途径是金融体系借助对储蓄率的不断提升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不断促进。
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可知，其不认同索洛模型等提出的储蓄属于外生给定的这一假定，指出储蓄率处于动态发展之中，金融发展现状是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它和前面提到的两种途径存在一定的差异，金融体系施加给储蓄率的相关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可能会提高也可能会降低储蓄率。因为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居民更容易取得相应额度的信贷，如此一来，可以更加高效地降低收益率风险，同时增强对禀赋冲击的抵抗能力，这可能会使居民转向借贷型消费模式，对储蓄产生影响。
Pagano构建的内生金融增长模型，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体系通过何种机制向经济增长施加影响，以研究两大类型的金融效率，一个是资本转化效率，另一个是资本配置效率。
二、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实证检验
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的关注开始逐渐增加。在此类研究中，以产业资本为对象，对其配置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偏多，此类研究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度量方法的讨论，这主要是由于理论界仍缺乏对资本配置效率一致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这些实证分析的问题包括一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及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等。下面根据此类文献所涉及的数据范围，基于三大层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观点予以梳理，一是国家层面，二是行业层面，三是微观企业层面。
1. 国家层面的研究
对于宏观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度量，一些学者使用资本产出比和的大小和变动趋势来衡量。王少国（2006）借助索洛增长模型，通过资本产出比以实现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评估，结果发现我国从1981年到2003年之间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显著推动资本效率的提升，他认为是由于信贷资本配置结构扭曲以及政府的不当干预等。张军（2002）利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中后期持续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指出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资本收益的持续恶化，意味着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制约。李治国、唐国兴(2003)通过计算发现，我国1978-1994年间名义持续下降，而1994-2000年间则稳重有升。他们认为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体现了“增量改革推动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而后期该指标的上升则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本深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效率的表现，必须通过全方位结构调整加快转型进。
Odedokun(1996)根据公式: 认为金融体系经由两大途径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是资本积累，另一个是资本利用效率。其采用该公式，将边际产出比率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标，采用了81个国家1961-1989年期间的数据，对金融变量施加给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关金融发展因素（不包括实际利率）能够明显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这两种宏观层面的资本效率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质疑。由新古典索洛模型可知，对于经济体而言，当其基本参数存在差异时，最终的资本产出率也不同；资本产出率高并不一定是缺乏资本效率的表现，一国的投资率可能与该国国民的储蓄习惯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并不一定直接反映一国
的宏观资本效率高低。所以，此类指标仅能代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投资率，但是无法评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资本利用效率（(樊潇彦，2005)，然而能够发挥一种媒介作用，以实现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科学检验。
King 等 (1993b)选取了全要素生产率所对应的增长率，并将其用作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主要评价指标，以77个国家为对象，对它们1960年到1989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予以研究，结果提示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所对应的增长率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相关关系。张军和金煜（2004）利用1987-2001年29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深化和生产率的关系。他们以非国有部门获得信贷量作为金融深度的代理指标，以使用了标准增长核算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率的代理，结果发现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呈显著为正的关系。
2. 行业或地区层面的研究
由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知，假定不涉及任何的外部干扰，资本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比较自由的流动，最终结果会使不同领域之内的产业资本所对应的边际产出趋于一致。该种情形下，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资本配置效率最高。可以用当前资本配置状态与最优状态之间偏离的程度来衡量当前的资本配置效率。
许多学者利用“函数估计法”来计算资本的边际收益率。Atsku Ueda （1999）对韩国各工业行业70-90年代的各年份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计算，他假设生产函数方程为型：
其中，指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生产的随机冲击，指的是一个规模保持恒定的函数，指的是诸多参数。假若资本配置未出现扭曲，那么不管是何种行业，其资本边际收益的实际值、期望值应保持一致，即：
可以通过检验行业间资本预期边际收益率的方差在相应时期有无发生显著下降，以这种间接方式来评估资本配置效率有无获得显著提升。Atsku Ueda （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上世纪70年代，韩国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中各行业资本所对应的边际收益率正在不断接近，提示其在80、90年代的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提高。Cho（1988）则以资本使用成本来替代资本边际收益率，以韩国信贷资本配置为对象，系统分析了金融自由化施加给这一方面的影响，他的观点是，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资本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表明不同行业需要付出的借贷成本正趋于一致。他以韩国68个制造行业企业为对象（从1972年到1984年），发现其借款成本的方差减小，说明资本边际收益率趋于均等。因此他认为金融改革促使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国内学者龚六堂等（2004）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型的生产函数这一工具，以1970年到1999年期间若干省份资本存量及GDP的数据为对象，评估边际省际之间所对应的资本边际产出有无表现出收敛的趋势，提示1970年到1984期间我国相关各省之间的资本存量所对应的边际产出表现出不断接近的趋势，提示就资本存量而言，其配置有效性正在不断提升，接下来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水平，提示资本配置效率已经进入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对资本边际产出率进行计算时，需要以生产函数的选取为基础，当函数形式存在差异时，将会对最终的评估结果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借助这一方法对资本边际产出进行求值的过程中，应辅以其他相关方法以实现对结果准确性的科学检验。其次，在运用地区资本存量数据时，没有区分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例如龚六堂、谢丹阳（2004）的实证数据。因为只有生产性资本才具有逐利特性，所以也只有生产性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才会趋于相等。由于非生产性资本在省级之间分配的比重差异，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出率的计算出现偏差。此外，该方法只能用来考察资本边际产出率的变化趋势，无法得到资本配置效率的具体数值。
Jeffrey Wurgler (2000) 提出另一种从行业角度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途径，他的观点是可选取资本投资对资本回报率所表现出的敏感性，并将其用作资本效率评估的主要指标之一。这一方法的基本方程如下：，其中可以表示：固定资产形成额（Wurgler，2000；潘文卿、张伟，2003）；固定资产存量（韩立岩，2002）；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韩立岩、王哲兵，2005）；固定资产的原值（方军雄，2006）。 可以表示工业增加值（Wurgler等，2000）；利润值（韩立岩，2002）；工业增加值率（方军雄，2006）。
方军雄认为工业增加值有些情况下无法客观反馈行业的真实效益，其原因在于工业增加值的增加来源于不同方面。表示行业投资反应系数，值越高及说明这个国家行业间的资本流动对行业兴衰变化的反应越灵敏。
通过建立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Wurgler (2000)以28个行业为对象，选取产业角度对它们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检验了金融市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体系较为发达，股票市场的信息含量和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对应的资源配置效率往往偏高；相较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在资本配置效率方面表现出相当明显的优势。
如果使用横截面数据，通过在基础模型中有机运用了时间变量，赋予模型动态化特征，如此一来，能够计算出每一年所对应的资本配置效率值。韩立岩等（2002）以国内39个工业行业为对象，对其相关数据（从1990年到1999年）进行测度以了解每一年的资本配置效率，结果发现考察期内平均值仅达到0.05204，明显低于常规水平。其还系统分析了金融市场的一系列运行指标施加给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无论是银行，又或者股票市场，均以不同的机制导致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
还有一些学者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将基本模型变形为：，可以得到一个不随时间或者行业改变而改变的，能够反映年度增长率伴随自身变化而表现出的弹性，也就是所谓的总体资本配置效率。它代表考察期内各行业的自发投资增长指数，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整体布局以及优化。
潘文卿等(2003)选取28个省区为对象，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以总结我国1978年到2001年期间所对应的资本配置效率，同时系统考察我国金融发展的一系列相关因素。结果发现，当金融改革得到不断深化时，资本配置效率便会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然而存在较为明显的波动性。研究结果还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其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之间表现出一种相对偏弱的相关关系，国有银行提供的信贷业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资本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但是其他性质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业务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推动了资本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对于Wurgler（2000）的弹性系数测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该方法假设固定资产投资只取决于工业增加值当期的变化率，但由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效应，所以参考当年工业增加值的变化率以实现对投资的配置，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客观且精准地向人们反映真实投资行为。这一方法还假设某行业的投资只取决于该行业的资本收益率，但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投资行为是相互依赖和影响的，此种假设方法只考虑了某个行业领域的投资与收益的局部均衡，却忽略了整体的一般均衡。
3. 企业层面的研究
金融发展使得贷款机会均等化，公司之间的资本边际回报分布将趋于集中，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改善。根据此思路，Abaid et al.(2008)以五个新兴市场国家公司层面数据为样本，利用托宾Q不平等系数法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结果发现通过对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提升能够促进其资本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范学俊（2008）以1992-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微观层面数据为样本，以托宾Q不平等系数做为资本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探究我国金融改革将会给资本配置效率带来何种影响。然而该种采用托宾Q不平等系数的方法也存在一些质疑，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缺乏有效性，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基本面存在一定的偏离，导致托宾Q值的准确性也值得商榷。为合理衡量企业间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应千伟，连玉君和陆军（2010）对Wurgler（2000）的回归系数法进行了修正，并用面板VAR模型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传统托宾Q的衡量偏误问题。
对于企业微观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还有一种方法，该方法的思想是：若按照每个生产单位上年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配置投资，即资产越多的单位获得的投资越多；又可根据今年每个生产单位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计算出一个虚拟的总投资收益；若真实总投资收益在数值上超过虚拟总投资收益，那么提示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用公式表达如下：
是指公司i在t时期的营业利润，代表公司i在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在t时期期初的资本存量。和分别代表在t时期所有上市公司总的投资额和资本存量。公式的分子表示所期所有上市公司总投资收益，
分母代表若虚拟总投资收益，即每家公司在期若按过去的资本权重投资的收益状况。如果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公司在第期的投资高于按资本权重所分配的投资，就应该大于1；否则则小于1
A. Galindo等基于该思路进行研究，选取12个发展中国家企业为对象，对其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金融自由化在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方面能够发挥何种作用。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通过单位资本利润率以实现对边际收益率的评价，考察度量资本有无流向那些资本边际收益率更为理想的企业，以此评估资本配置效率有无获得相应改善，结果提示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其金融自由化指标、资本配置效率指标之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62.6%(5325)
第三章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理论分析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日益完善，金融结构理论等也不断趋于完善，因此要全面和动态地理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必要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进行考察。本章遵循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先是针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理论阐述的金融作用机制予以回顾和梳理，接下来探讨了金融结构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经济增长，最后对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非金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金融作用机制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金融作用机制
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近代经济学的基石之作《国民财富属性以及原因的研究》，对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大量分工和专业化必备的要素。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集中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个是资本的积累，另一个是资本的合理配置。他认为资本积累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斯密重视资本累积的思想也影响到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诸多当代经济学家，他们普遍认为物质资本积累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决定性影响。然而斯密所提及的资本包括诸多内容，除建筑物 、设备以及土地之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将研究的重点由国民收入转向收入分配等领域，因而未像斯密那样较深入地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但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相信经济增长是资本形成的结果。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金融作用机制 1. 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有：（1）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以及资本，二者相互间没有替代性关系，同时需要依据固定比例投入；（2）储蓄率是一个外生变量，储蓄被假定为与国民收入成正比 ， 为国民收入；（3）规模报酬恒定，具体而言，单位产品制造所对应的生产要素均保持恒定；（4）技术进步表现出两大特点，不仅具有哈罗德中性特点，同时还具有外生性特点；（5）资本存量不涉及折旧问题，资本增量就等于总投资；
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其突出特征是：首先，这一模型采用资本价值论作为建构基础。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直接关系，于是这一模型将资本列为唯一存在的投入要素，尽管也涉及劳动力，然而二者需要依据固定比例投入；其次，这一模型属于“非价格”型模型，不讨论要素价格出现变动时，资本、劳动力相互间的替代问题。第三，该模型没有对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作出任何解释。
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函数如下：
根据假设条件(3)，可知资本-产出比为常数 ，资本—产出比是指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则
由于假设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增量的资本—产出比将会和平均的资本—产出比在数值上保持相等，具体表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