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本人晚年的自白，也应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根据。综观海涅同浪漫派的关系，我认为不能把他排除在德国浪漫派作家行列之外。对于海涅的流派归属问题，前苏联德国文学专家们作过不少的探索。他们倾向于把海涅并入浪漫派作家之列，但主张把浪漫派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派，海涅自然属于前者。A．B．德米特耶夫认为：“沙米索和海涅在德国文学发展内部地位问题的探讨，应予特别重视。我们民主德国的同事们荒唐地遵循德国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把这些作家排斥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外。这一立场的荒唐性是显而易见的。沙米索，特别是海涅——主要是作为《歌集》和《游记》的作者——是德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10
浪漫主义运动能否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派，这个问题是浪漫派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笔者以为，这种分法很不可取。它不是一种科学的分法，而是形而上学的分法。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德国浪漫派而言，问题颇为复杂（后面将谈及），很难截然分成积极(=革命的)和消极的(=保守的或反动的)两派。在浪漫派作家中，在19世纪德国作家中，海涅无疑属于进步作家之列。但是能否把除海涅和沙米索以外其他的浪漫派作家统统划为消极一派呢?
三
象歌德“讨厌十字架如同讨厌臭虫、大蒜和烟草”一样，海涅对天主教也深恶痛绝。在论战性的著作《论浪漫派》里，诗人把主攻方向对准浪漫派某些代表人物同天主教的关系。此外，他还严厉地批判了浪漫派一些诗人面向基督教的中世纪、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应该说，诗人看出并抓住了浪漫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的批判切中要害，鞭辟入里。但是海涅的某些论述，例如关于施莱格尔兄弟等浪漫派代表人物的论述，特别是关于浪漫派本质特征的论述，就很值得商榷。
在海涅看来，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家弗·施莱格尔是个货真价实“朝后看的先知”，罪恶的天主教的卫道士，复辟倒退的典型。他自然成了诗人笔杆“横扫”的主要对象。的确，施莱格尔中年以后，政治思想渐趋保守，1808年就已皈依天主教，复辟年代甚至一度充当梅特涅的公使馆参赞(1815—1818)。这些理应受到指责。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早年的施莱格尔政治思想较为开明，有进取精神。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和几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都为伟大的邻邦推翻封建统治而感到欢欣鼓舞。即使在革命逐渐深入，尤其在1793年雅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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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德米特里耶夫《德国浪漫派与欧洲文学》，载《魏玛评论》，1977年第2期第101页。
党开始专政时期，他和一些浪漫派作家(如瓦肯罗德尔，诺瓦利斯)仍然没有改变对法国革命的态度。1798年，他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的《断片》第116则里还热烈称赞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科学论》和歌德的《迈斯特》标志着我们时代的最伟大倾向。谁不同意这种对比，谁不认为还未公开表现为物质形式的革命十分重要，他便是没有提升到全人类历史的广阔眼界。”11当然，施莱格尔和他的派友，终究不是革命家，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不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但总的来说，还比较积极，他们胜过当时德国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表明，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而不是复辟中世纪的封建统治。纵观施莱格尔的发展，问题比较复杂。只有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作出比较公平的评价。12
浪漫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也成了海涅在《论浪漫派》中主要打击的靶子。批判昔日老师的错误，无可指摘。但问题是批评什么，采取什么态度。批评施莱格尔脱离现实、迷恋过去的思想倾向，无可非议。但海涅大谈特谈、大肆嘲弄的是施莱格尔如何平庸无能、爱好虚荣、狂妄自大之类的思想作风问题。海涅笔下的施莱格尔，实为一个可怜可悲的凡夫俗子。当然，施莱格尔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资格登上“德意志伟人”的宝座。但是他在文艺批评、美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等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海涅在此人思想作风上大作文章，有失公允。
海涅对其他浪漫派作家(如霍夫曼)的评价也是偏低的。
海涅对整个浪漫派的评价更值得我们探讨一下。在海涅看来，德国浪漫派无非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是“一朵从基督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13换句话说，浪漫派文艺乃是以中世纪历史为题材，表现宗教的主题思想，为复辟封建宗法统治效劳的文艺。这种文艺，当然不是什么香花，而只能是毒草，属于要根除的东西。海涅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一笔抹煞浪漫派的功绩，但从《论浪漫派》一书对这一流派代表人物的贬斥和嘲弄，从书的基调，特别是从浪漫主义艺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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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第385页。
二次大战后，施莱格尔受到前东西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重视。魏玛古典文学纪念与研究所前所长瓦尔特·迪茨把他排在“德意志伟人”之列。联邦德国一家出版社早已着手编纂卷帙浩繁的施莱格尔全集(评注版)，计划发行35卷，已出20多卷。这项工作被认为是该国在浪漫派研究上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13
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6、5页。
质特征的论述诸方面来看，海涅的评论，就是要在政治上、整体上根本否定浪漫派。如上所述，海涅晚年也承认自己曾给浪漫派以“最致命的打击”。进入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运动已接近尾声。海涅此举，自然加速了它的消亡。
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浪漫派的消亡毕竟是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它归咎于海涅给予它的“最致命的打击”，问题在于海涅的评论是否公平客观。《论浪漫派》是诗人为反驳法国著名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而写的一部论战性著作，写于19世纪30年代诗人流亡法国期间。斯达尔夫人这位在拿破仑时代流亡德国的法国名流，于1809至1810年间按照奥·威·施莱格尔的观点写成的《德意志论》，从哲学、宗教、文学诸方面美化了落后的封建德国，带有一定的偏见。海涅在《论浪漫派》里执意要同斯达尔夫人唱反调。海涅关于浪漫派的论述，似乎主观激情有余，客观、冷静、辩证、全面的分析不足，给人以偏见对偏见，立论失之偏颇的感觉。
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德国浪漫派问题，特别是对它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点。这场旷日持久大论战的产生，究其原因，除了争论者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些因素外，主要在于浪漫派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文艺流派(耶拿派、柏林派、海德堡派、施瓦本派等)，各小派系及其成员思想倾向不同，贡献大小各异；其二，浪漫派自身在发展变化。随着历史的进程，浪漫派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早期、中期(盛期)和晚期。这些阶段的划分，标志着浪漫派内部世界观和美学思想的某些变化。年长的耶拿派和年轻的海德堡派互相反目就是例证。在政治风云变幻不定的年代里，有人在前进，有人在倒退，本不足为奇。弗·施莱格尔和格雷斯早年思想比较进步，但后来倒退了。格雷斯1824年以前一直是爱国的浪漫主义者，但此后却堕落为教会反动势力的代言人。霍夫曼早年思想较保守，但晚年逐渐面向现实，趋向进步。
鉴于德国浪漫派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评价其功过是非时，就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辩证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海涅思想虽然比较进步，但他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受时代和世界观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浪漫派，也难对它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德国，海涅是继歌德之后起来批判浪漫派的名宿。他在文坛上的权威性使他关于浪漫派的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也要一分为二，要作辩证客观
的分析。海涅的评论固然有积极的一面，即它有助于我们对浪漫派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消极倾向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海涅的评论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因为它构成了此后人们给浪漫派扣上“反动”、“消极”之类的政治帽子的重要根据，因而不利于世人对浪漫派作出客观、科学、全面、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只有正确看待浪漫派，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其文化艺术传统和遗产的继承问题。过去，浪漫派被打成反动文艺流派时，其文化遗产长期遭到冷遇，甚至无人敢问津，这方面的教训，在我国尤为深刻。
本文所触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海涅的流派归属问题和海涅对浪漫派批判的评价问题，本属于浪漫派研究中的难题，笔者斗胆发表上述浅见，以祈引起同行和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促使问题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
选自《外国文学评论》，
199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