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

读书笔记

读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中国江苏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 这句带有强烈偏见色彩的俗语，在东方世界的中国，世代流传，经久不衰。自古至今，大多数底层阶级的后代继承了父辈的辛苦，而上层阶级则富者恒富。东方世界关于阶层代际流动的观察，与西方学者威利斯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观点不谋而合。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1977年的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更被誉为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威利斯秉着多学科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进行了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

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学做工》正是一部田野调查式的民族志著作，由保罗·威利斯在三年的时间里，通过密集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描绘了汉默镇的孩子们在1972年到1975年间的一连串故事，以及后续12位主人公的最终命运。

威利斯本人也来自于工人家庭，理解这个阶层的文化及困扰，其论点和论据充满原生阶层感同身受的说服力。时至今日，《学做工》中的许多社会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毋须置疑，中国逐渐出现社会流动性减弱的问题，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子弟选择了子承父业，再次成为工人阶级。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选择。工人阶级群体，比如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一种“自我诅咒”效应。这从文化上限制了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校园中，总有一批大哥，他们蔑视规则，成绩极差，喜欢飙脏话和打架，却因此成为校园里的传奇人物。学校是极权制度，学生们行为受到压迫，大哥们的反权威行为与绝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反抗构成响应。调查显示，这些大哥们大多出自工人阶级家庭，具有反抗权威的习惯。这些习惯，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的文化传承。他们的父辈因为各种压力，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反抗——说粗话，捉弄他人，破坏规章制度，嘲弄权威……他们喜欢迟到早退，消极怠工，以显示自己的时间自己主宰，抵消了必须按时上班带来的不快。他们嘲笑纯理论，认为实践出真知。他们没意识到，这些束缚他们自己向上提升的性格缺陷，被悄然复制到他们孩子的身上。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比如现在中国城市居民，由于靠文凭获得社会地位，所以保持了对书本知识的敬畏。他们不因为其没有实用价值，便否认其社会价值。他们更愿意投资更多在孩子们的学习上，所以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更好。比如，在西安市，2016年的高中分数线比农村地区高了100分。这反映了城市家庭更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

工人阶级的孩子从原生家庭习得了反抗权威的文化，他们在学校应该怎样去反抗呢？因为学习不好，拿得出手的便只有拳头和派头。他们拉帮结派，惹事生非，以便书呆子们臣服和恐惧。他们外表时尚，努力模仿影视剧的硬汉气质，并通过与漂亮女孩交往，让“书呆子”们羡慕有加。这些派头需要钱，所以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假期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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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底层打工，而这些打工经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学校的蔑视。当大哥们与老师争吵甚至动手时，他们想不到这是内心反抗权威的冲动推波助澜，这种冲动是父辈悄然植入到他们内心的。学无所成，怪学校；考试挂科，怪老师；犯错受罚，怪制度；人际孤独，怪同学；就业困难，怪时代；孤立无援，怪父母。只有责怪，没有反思；只有骂人，没有检讨。这种反抗权威的冲动，他们也将由学校带入车间，并悄然复制给后代，去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而毫无觉察，进而把自己及后代固化于社会底层。

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难以察觉，就象鱼不知道自己是湿漉漉的一样。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被文化左右，甚至被文化决定。当心中的冲动升起时，它可能源于世代累积的巨大的伤口，或者虚妄，它支配着孩子们的身体去抗争。越反抗，越套牢，结果如同自我诅咒，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未来。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布劳-邓肯模型，描绘和解释了工业社会代际流动范式。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即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关系不紧密，决定因素在于子代受教育程度。与布劳邓肯不同，威利斯在《学做工》中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建立在模型假设之上，而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威利斯通过民族志视角观察到了阶级固化，挑战了布劳-邓肯模型。他洞察了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标明了官方教育在阶级流动问题上的无力。大哥们创造了反学校文化，认同了工人阶级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在正反校园文化，家庭，悬殊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推动下，实现了社会结构再生产。在从文化层面，工人阶层的“读书无用论”与精英阶层“文凭崇拜论”其实服务于同一目的，即“阶级再生产”。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再生产》，P165）。这就是说，学校通过文凭制度，使得学业上不断失败的未来产业工人认同与精英阶层的天赋差异，进而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维护社会既有秩序。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将入学机会伪装为成功的机会”，实现“对下层的淘汰”（《再生产》，P171）。穷人越是相信“读书无用论”，越是嘲笑那些“书呆子”，越是信仰“反学校文化”，精英阶层将子孙后代保存在上层阶级的机会越大。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电影作品《白鹿原》中，“耕读传家”的匾额象征了中国古代对读书的传统态度。如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造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较上了劲儿，金钱至上使得读书本身己使得读书不再那么崇高。“白猫黑猫，能逮到老鼠便是好猫。”一旦读书不能升官，更不能发财，那么要它何用？越是穷人——受制于高昂的学费——越会对“读书无用论”形成心理认同，并以道听途说的财富神话作为此观念的强力佐证。同时，看不见的阶级再生产的幽灵，却已悄然而至。当你把学霸视为强者的时候，你就已经认可了精英主义观点，认同了你们未来可能的社会地位差异。

以下是我对这本名著的逐章整理，以佐证我对工人阶级子承父业的理解。

中文版前言

威利斯认为文化是创造意义的实践。要认识意义创造，则必须进入田野体验，去洞察意义，摇椅上的理论学者无法真正理解文化。文化的根本自有其隐蔽的逻辑过程，只有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只有人们在挣扎求生时，现存的文化才能简接的展示其原有结构。

本书重要的发现之一，便是智体分工和性别分工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反智主义的大哥们的男性气概与自我意识交融在一起，形成持久的难以驾驭的大男子主义。对大哥们而言，体力是男子汉方式，而智力是女性化的方式，这也正是反学校文化的思想基础。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学做工，P011）学校课程鼓励学生通过获得学历实现社会流动，大哥们反而通过反权威把自己再生产为工人阶级。只要社会关系还是以政治经济为轴心，这种文化对立的出现，即反文化的形成，终将不可避免。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工人阶级累积的自身文化，推动了工人阶级再生产。

序言

相对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更加辛苦且收入不高。在专制体制里，人们在机关枪，子弹和卡车的危胁下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灌输集体意识，使之自愿加入产业大军。在自由体制下，社会没有明显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只能是自我导向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工作和学习能力在不同人群中在逐步递减，产业工人工作学习能力最差，所以沦为产业工人。正如汽车装配车间里一个老工人所言：我水平不行，只会天天拧螺丝。

实际上，不同阶层人，并不存在连续下滑的能力曲线，但是，不同阶层的文化形式却明显是断裂的。不同阶层文化中的生活经历，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类型的总和，决定了孩子们在特定时间内的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工人阶级再生产。比如，找工作拼爹拼关系，拼文凭，家庭的资源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早己在孩子们的职业选择上建立起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样是高考失利，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能选择进入车间，而上层阶级的孩子则可能在国外取得耀眼的文凭。

威利斯选择了汉默镇作为《学做工》的田野工作，它是英格兰典型的工业城市，拥有所有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并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这对研究工人阶级子弟的职业生涯，无疑具有相当代表性。

第一部分民族志

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这种反抗甚至可以形成一种风格，变得仪式化，并令很多老师整日提心吊胆。你常常可以看见，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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