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3 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07 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发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190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

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徐特立是黄炎培的学生，是毛泽东的老师。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