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同与异：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

为什么《全国地理杂志》要构建一个关于“同”（“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的神话和幻觉呢？格林布雷特指出，这种“同”只是美国人自己所看到或者是愿意看到的，本质上则是试图把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传播到“异”的世界中去，以美国文化同化异质文化和观念。所谓“同”，其实在表明：“整个世界都是美国的牡蛎，美国的利益不受任何限制，美国的强权不仅体现在领土占有上，而且体现在几乎是对全球的文化和经济渗透之中。”而每一期有三千七百万读者的《全国地理杂志》正是“使美国文化在全世界得到发扬光大”的一个途径。杂志的摄影中的“那些微笑，那种对‘进步’洋洋得意的记录，那种包含超验价值的轻松自如，掩盖了充满种族和阶级暴力的现实，与殖民主义异曲同工”。在这个意义上，格林布雷特消解了“同”的神话，所谓“同”不过是一种建构，是对差异性的漠视，是对充满种族和阶级暴力的现实的遮掩，其背后隐藏着某种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

在“同”的表象下掩盖的其实是深刻的“异”的本质。

米加路：有论者指出，博尔赫斯“运用奇幻叙事把中国塑雕为一个神秘而怪诞的空间意象，把中国锚定为一个完全不能判定的语义空无，这是奇幻叙事把中国异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用奇幻叙事表现中国这样的文化他者可能是极不真实的，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建构的中国迷宫的奇异图象，从认知中国的知识学的意义上说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扭曲的。奇幻体小说作为一种侵越性文类自然允许小说家跨越一些极端的界限，获得某些想象界中的真理，但小说中的文化他者仍可能是一个盲点，一片黑暗，正像科勒律治在其诗歌《忽必烈》中所写：“那无法度量的国度，/汇入没有阳光的海洋”。科勒律治与博尔赫斯想象中的文化中国沉入的正是没有阳光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反映文化他者的小说，最终不过是一种“自涉性的形构”，它是作家自我指涉的产物。通俗地说，奇幻体小说恰像博尔赫斯常写到的那面镜子，作者对着它想映出他者的形象，结果看到的只是他自己的面孔。

5、后殖民话语中的博尔赫斯

透过《交叉小径的花园》关于中国的奇幻叙事，可以折射出在深远的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东方和西方在彼此认知问题上互为他者化的过程。同时，殖民主义的语义背景也使同与异的议题携上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所谓“异”与“神秘”等等概念并不是一些单纯的范畴，“异”不仅是关于“不同”的判断，它的底里常常隐含着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性的运作。譬如中国政府在关于“人权”问题上一直强调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自己的特色与国情，有自己对人权的理解，你们的人权标准对我们并不适合，这就是以自己的“异”去对抗西方的“同”，从而使关于同与异的问题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即使在普泛的情况下，关于异邦想象中的“异”也往往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理解。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诸如神秘的非洲、神秘的阿拉伯世界、神秘而孤独的拉丁美洲等等习惯化的表述，它们为什么会神秘？因为你不了解它，因为它是一种“异”的存在。“神秘”判断的潜意识是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曾深深地镌刻在殖民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碑石上，至今也没有丝毫褪色的迹象。

第七讲 “物化”的世界：《嫉妒》与罗伯-格里耶 1、“视觉小说”

“缺项”这个概念被看做是罗伯-格里耶小说的中心，福柯总结说：“好像有

一个藏匿处，有一个盲点，有某个东西，它从来不在那里，但话语又来自那里，这就是罗伯-格里耶。”

“缺项”的概念很重要，“应该强调，因为它是小说形态学，是汇聚点”，也是小说诗学关注的重要元素。

也正是从省略和隐藏的“缺项”的意义上，略萨认为《嫉妒》是一部故事中的最根本的成分——也就是中心人物——流亡于叙述之外的长篇小说。但是这个缺席的中心人物却又处处映照在作品中，你时时刻刻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缺席的在场”。

最恼人的嫉妒总是为那些可能的事而产生，而往往不是为了那些确实发生的事而嫉妒。

所谓真实、真相是不存在的，是无法弄清的，不存在一种现实主义小说观所谓的真实。但是在叙述层面上看，这种隐藏的效果却取决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取决于叙事者的观察位置和角度。从这个意义上重新概括《嫉妒》，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只是一件事情：一个隐匿的叙事者在观察。一切都取决于他的观察视野。他能看到什么决定了小说能叙述出什么。 原小说运用的也是现在时态。“现在”时态造成的是一种什么效果呢？是叙述过程与被叙述的对象、事件同步发生的假象。被叙述的事件是正在发生的，进行中的，叙事者就缺少了时间距离，也缺少了判断距离，只能呈示所看到的一切。这使视线中的景象有一种无序性。一个人很难一边讲述他正在观看的东西，一边进行有序判断。这与我们讲述已经过去了的事件，是不同的。无序的感觉正与它是进行中的事件有关。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在简单过去时背后永远隐藏着一个造物主、上帝或叙事者??当历史学家断言，吉斯公爵死于1588年12月23日时，或当小说家叙述说，侯爵夫人在5点钟离开了时，这些行为都产生于一个深度的世界，摆脱了生存中的不稳定性，而具有了一种代数的稳定性和图式，它们是一种回忆，但是一种有用的回忆，这种回忆的兴趣比时延本身重要得多。”“因此，简单过去时最终就是一种秩序的、因而就是一种欣欢感的表现。由于这种欣快感，现实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荒谬的，而是明朗的，一清二楚的，它时时刻刻被聚集和保持在一位创造者的手中。”

《嫉妒》中没有故事时间的顺序，时间完全是混乱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有“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在”，是每一个“现在”所观察和呈现的空间。这就是它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在《嫉妒》中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它是与视觉和观察相关的，它决定于《嫉妒》作为一部视觉小说的属性。

“视觉小说”还反映在《嫉妒》运用的是极其精确的视觉语言。小说中的场景好像是叙事者用眼睛一寸一寸地丈量出来的。

这种语言的特点是极端精确，注重空间、轮廓而轻色彩，是一种“几何式的描写”，有“物化”的特征，即排斥和放逐了人的主观性、心理性，没有经典和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描写。罗伯-格里耶写“嫉妒”这种主观性和心理性的情感用的也正是视觉语言。“罗伯-格里耶说：‘嫉妒是可以用厘米来衡量的：我在房间里，一个女人在阳台上，一位朋友在这个女人旁边。如果他离她50厘米远，我毫不嫉妒，30厘米远，我开始不安，两厘米远，我简直疯了。’”嫉妒成了一种可以丈量的东西。

罗伯-格里耶运用的这种物化特征的视觉语言决定了他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存在图景：一种“物化”的现实。

2、“物化”的现实

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 I054/56

物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这一术语概括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普遍结果和商品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用“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掩盖人与人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即“物化”概念的主要内涵。

乔治.卢卡契较早阐发了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描述了物化的一般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环境，尤其是那些经济范畴，是以客观性的形式直接地、必然地显现给他的；这些客观性掩盖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相反地，它们作为物或物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出现。”他还把这一术语引入文学批评中。卢卡契认为，在物化的环境中，“由于所谓的外部命运，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命运，所有人的因素都会从我们的创作中消失。因为我们不会把这些东西感觉为和描写为与其他人的相互社会影响，而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却把它们物化为一种外部的对象，物化为一种无灵魂的东西了。与抽象的、物化了的、死沉沉的外部世界相对立的并不是生活具体的丰富性，不是相互影响的丰富多彩的纵横交错，而是抽象的、贫乏的、枯萎的‘我’。”（《文学与民主》）他认为，自然主义、形式主义或先锋派艺术在物化的世界面前，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只能屈从于物化的现实；只有现实主义“能从隐藏在决定着人的日常生活物化范畴（如商品、货币、价格等）背后看出它们真正的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这是因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正是由于在他们锐利的目光面前，一切拜‘物’又变成属于人的东西──变成为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例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无论是谈论金钱、政治或者司法权，对他们来说，都是作为具体人的具体联系而出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物化”被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更广泛地用于描述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卢西恩.戈德曼把个人独立性的丧失视为后工业时代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的物化表现：“随着被人们冠以各种不同名称的所谓消费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或大生产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正在消散和消失。”“在自由社会中，物化主要是指超越个体的社会整体意识的消失而有利于一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就它总想成为绝对的这一点上说，无疑是虚幻的。然而今天，除了某些极为有限的领导层，人，包括个人本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越来越少见其主动性和责任感了，他越来越成为只为了换取一种更大的消费可能性而执行别人的决定，这种现象明显地暗含着其人格的降低和危险的值得注意的个性贫乏化。”（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马尔库塞所说的“单维结构”和“单面人”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结果。

异化：哲学和社会学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异化是同阶级一起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但把这种现象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却是近代的事情。这个术语在英国经济学里一向被用来表示货物的出售、

转让。同时，在几乎一切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学说里，被用来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表示人的自然权力向根据契约而成立的社会的转让或出让。在黑格尔哲学中该术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用来描述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这一理论范畴，形成了自己的异化理论。

在异化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使人的个性不能得到全面发展，甚至使人得到畸形发展。

戈尔德曼认为：物在世界里变成了特有的、自主的现实；人不但不能控制这些物，反而被物同化。情感也只有通过物化才能存在。这就是物化的世界结构。

戈尔德曼认为：在小说的形式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物化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乔伊斯、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穆齐尔、写过《恶心》的萨特以及写出了《局外人》的加缪为代表，其特征是人的解体；第二阶段则是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其标志是“物的自主的世界”的出现，“这个物的自主的世界有自己的结构和自己的规律，人的现实只有通过物的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表现”。

《小说的政治阅读》一书就认为，阐释《嫉妒》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被分割、隐没或淹没的，这种分割、淹没，正是被物的世界分割和淹没。小说人物也都呈现出“物”化特征。这种人的物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被物同化或淹没，丧失了自主性和主体性；二是对人表现处处与物的存在相关，离开物你就没法表现人。《嫉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达出了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的某种处境和本质。

罗伯-格里耶首先是把“物化”看成一种现实和存在，而不是急于下价值判断。

“物”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一切心理学、社会学的解释，都是外加的，按罗伯-格里耶的说法，这是一些文化的花边，镶在事物的边缘上，掩饰着事物真正的陌生性质。换句话说，人们总在客观存在的事物上附加了各种各样的意义。

我们的文学已经被解释体系和意义体系给“异化”了。我们看到一件事物，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件事物本身，而是它的意义，它的象征，或总是想给予它以意义和解释。结果事物成了它所不是的东西。

罗伯-格里耶做的，是还原“物”本身固有的存在的工作，物就是物，它存在着，仅此而已，按我们熟悉的一句话所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本身就是自足的，拒绝人类对它的利用，拒绝人类随意赋予它各种意义或意图。

罗伯-格里耶的“物化”是一种物的存在方式，他揭示的是一种物的本来面目。

罗伯-格里耶放逐了意义的维度：“然而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

罗伯-格里耶在小说技巧层面是怎样做到弄空意义或终止意义的呢？罗兰·巴尔特认为是通过描写，“在进行事物描述时，使其极富几何图案式效果，以挫败任何诗情意义的引入，同时，描述又极为详细，以断绝叙事性的吸引力”。

第一种策略是“消解深度”：罗伯-格里耶开创的是一种无厚度无深度的风格，创作的是表层的文本，是一种“表面小说”。（传统小说则建立在深度的古老的神话的基础上）

终止意义的第二种策略则是“瓦解叙事”。“断绝了叙事性吸引力”，喜欢场景胜于故事，喜欢场面甚于叙事发展，同时喜欢片断，使叙事的连续性受到人为的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