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整个欧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派教会在西欧乃至北欧地区传教的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因此，基督教西派教会的传教士们到蛮族地区去传教就是送去了“黑暗”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此外，基督教西派教会积极从事对蛮族的传教活动客观上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西欧以基督教为纽带联结成一体。
随着蛮族王国纷纷皈依基督教，西欧国家的基督教化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对情绪，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以及两个民族间的通婚，还有语言的融合。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无可讳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以后演变为法语)；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蛮族”王国中的传播和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踏上了中世纪的文明轨道，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短的一二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在与罗马人的长期接触中最终被迫与后者融合，推动了西欧历史的向前发展。不仅如此，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罗马教会的独立与发展，“对冲破迄今为止教廷生存于其中的狭小范围起到了积极作用”[19]，罗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西欧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格雷戈里一世是“欧洲之父”,是“西方文化之父”。因为事实是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了”[20]。
四、基督教是中世纪对大自然探索的推动者。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普遍的思潮认为,中世纪禁止人类自由思辨,众多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受到宗教迫害,因此基督教统治是自然科学继承古希腊遗产并不断进步的灾难。不可否认，基督教与科学有相对立的一面，托勒密地心说基础上产生的儒略历在325年被确定为基督教的历法后，它的微小误差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同观测资料大相径庭；希腊女几何学家海帕西娅于415年被基督教的暴徒们凶残地用贝壳剥掉了皮肤并被烧死，即是范例。但如果只是从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一面来思考的话，就既违背了科学发生与进化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原理，也无法理解与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兴起于“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的西欧基督教世界而不是其他时间和其他地方。笔者认为在中世纪，基督教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推动了西欧对大自然的探索。
首先，基督教与科学在自然观上有着内在的学理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一，将世界分为主客体，外在世界相对于人而存在；二，外在世界必有一位统摄的主宰；三，外在世界由于有这位主宰的存在而有规律性，有着严格的内在秩序和因
果联系；四，外在世界由于其合规律性，因而是可以认识的。
正因为上述四个方面的一致，所以古代学术，特别是中世纪的学术，神学、哲学、科学三者打成一片。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人，就很难区分他们的学术属性。他们的研究，既是神学，也是科学与哲学。而且神学与科学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即对真理的追求。神学的真理在于上帝；科学的真理同样在于上帝，而且同样都是为了上帝。上帝的存在，既保障了信仰的依凭，同时也保障了科学研究之可能。因为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世界的合规律性，二是世界的可知性。如果外在世界没有规律没有秩序，一切都是偶然的和杂乱的，即意味着它的不可知。这样的话，则一切科学的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了。那么，外在世界的规律和秩序如何可能呢，以什么作为其保障。关于这一点，丹皮尔的理解很是精辟：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可是他们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持了而且还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性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与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的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揭示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
[21]
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推毁了。”
第二，基督教的信仰热情是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探求真理的活动具有典型的非功利性，因为探索真理的活动往往不仅不能给探索者带来经济上的、物质上的好处，而且由于这种活动常与传统势力相抵触而可能招来灾难。还由于探索真理的活动没有尽头，因而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探索真理的活动具有更强的非功利性，它需要更少带有功利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宗教信仰也就更接近。宗教信仰是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对神产生自觉的、彻底的献身精神。难怪有学者作这样的假设：宗教信仰如能与科学研究、艺术创造等创造性劳动相结合，成为这些劳动的精神支柱，使这些劳动带上为上帝（自然）作
[22]
贡献的性质，无疑会对这些创造性劳动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劳动更有成效。科学家信仰基督教，既能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又无须考虑物质上的得失，这是宗教能给科学发展以积极作用的深层原因。
那么同样是宗教，为什么古典文化的另一重要保存者东方的伊斯兰文明就没有对科学的发展做出多大的贡献呢？众所周知，在基督教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上帝为自然或宇宙设定秩序”的信条深为人们所接受。在经院哲学中就蕴涵着这样的思想：上帝创造宇宙是有法则的，宇宙每个部分都按各自的规律永恒地运动着，而人的职责则是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和法则，对自然的探索是合乎上帝的道德标准的。可见经院哲学在维护“上帝是可以理解的”信仰的同时，也证明了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对自然探索是必要的。于是在中世纪后期，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角度去观察自然，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研究去发现上帝创造的威力、智慧和善行，通过认识自然来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正如17世纪英国学者巴克斯德在《基督教指南》一书中所将到的：“促进对上帝之爱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自然、神恩和天福向人们宣示上帝的形象。所以，首先要加强理解上帝在自然中的体现，从其杰作看到造物主，并通过对这些杰作的认识和爱升华为对上帝的认识和爱。”[23]这在客观上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探
求自然规律并以这些实实在在的自然规律去填充“上帝法则”这一漂亮的外壳便成为学者们从事研究活动的天职和目的。
第三，基督教对古希腊哲学在中世纪存续及发展作出了贡献。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对古希腊人在哲学上和其他领域中的成就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24]恩格斯这段话无疑指出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作用。
的确，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缺乏哲学指导的科技缺乏高远的发展目标，只能是“雕虫小技”，难以取得进展并获得重大成果，甚至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在科技发展史上，大部分重大的科技发明都是在哲学指导下诞生的，或直接由哲学家（也可以说科学家）提出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莱布尼茨与牛顿同时创立微积分理论，都是很好的例证。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首先得益于古希腊哲学的指导。
然而，正当古希腊哲学一代又一代相传下来，到公元5 世纪时发生了一件对于古典文化来说是灾难性的事情。还好基督教出来担当了保存者的角色，而且“基
[25]
督教从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古希腊哲学”。
更可贵的是，基督教也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希腊哲学理性至上的本质主义,使得人类理性就成了存在的真实性的衡量尺度, 思维与存在在本质的意义上被同一, 一切现实事物在思想中的存在比在时空中的存在更为真实。既然本质主义舍弃了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 那么，惟一可以作为这种思维方式之前提的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这样的不证自明的公理，经过希腊思想家的不懈努力，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最终都没有得以确立。于是，希腊思想家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试图寻找一种自足的概念作为推理知识的前提。用“逻各斯”来解决如何获得事物本质知识的这一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古希腊时期导致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作为希腊思想的遗产，以其应有的惯性释放出来，并达到空前的活跃，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希腊思想终因对理性的执著而陷入困境。正在这时，基督教传入了欧洲，这一方面为当时罗马帝国的芸芸众生填补了生活的精神空缺，另一方面也为克服希腊哲学中的怀疑论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信仰)。这样以来，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出发点及其内在动力不是在希腊智慧中得以确立， 而是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得以确立。这种从理性的确定性到通过信仰上帝来达到感觉经验的现实确定性，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至14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深入， 托马斯创造性地发挥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的“存在优先”的基本原则， 扭转了长期存在于形而上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倾向，形成了从原来传统的本质优先， 把存在等同于本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转变为存在优先、存在不同于本质的从感觉经验中把握现实存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而“近代科学只服从于已知的确实存在的事实，只服从于给定的和已经形成的事物， 而不论其是否符合于理性，虽然理性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是必
[25]
要的。”可见基督教的这条存在主义认识路线的确为科学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结 论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丹尼斯·哈伊甚至认为，在“意大利，不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在15世纪末以前早已发生。”[27]可见，在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地位的中世纪决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僵化和黑暗，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文艺复兴的纯属自然主义方面的成就也取决于它的作为基督徒的先辈们。??文艺复兴的伟人们，都是精神境界高尚的人，即便他们深深地沉浸在世俗秩序里。从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经历所聚积起来的资源中，他们获得了占领物质世界并建立一个新的精神文化所需要
[28]
的能量”。
参考文献
[1][4][15][16][18][20][28]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9、38、80、57、18、18-19、6-7.
[2]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11.
[3][1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0、400.
[5]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M] .北京:三联书店 ，1958，251-256. [6]W.O.丹皮尔.科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13.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1.
[8]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04. [9]谢缅诺夫〃中世纪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6，53.
[10]陈曦文.精粹世界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400.
[12]E〃P 〃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19-124。
[13][14]G〃F〃穆尔.基督教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6、238. [14]WalterUllmann .中世纪教皇统治简史[M] .伦敦 ,1974，55、51.
[21] (英)W.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