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斯”的人格化，柏拉图惩恶赏善的概念实际上与基督教善恶报应的教义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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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基督徒与希腊哲学家同信一位上帝，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另一名教父奥利金也认为 ,古典学术与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6]。

古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和融合始于斐洛，而其集大成者则是奥古斯丁（354 —430 年）。奥古斯丁最初是摩尼教徒，崇奉摩尼教达9年，30岁才归信基督教。他的思想中既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新柏拉图主义蔑视现实，探求的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这个“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永恒的理念世界，与基督教的“天国”主张吻合。奥古斯丁在运用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时，竭力将它修改成适合基督教的思想，为基督教神学作论证。在《上帝城》一书中 ,奥古斯丁系统地阐释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堕落、预定、拣选、恩典、拯救等主题 ,叙述了基督教救赎的历史过程及其哲理 ,奠定了教会至上权威和教会之外别无拯救等神学教义的理论基础。

另外，基督教还从古典文化的其他方面以及东方神话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基督教《新约》中的许多故事 ,如圣灵降孕于童贞女生下了基督，基督所行各种神迹，基督以死给人类带来新生以及基督死后复活等等，据认为实际上是东方和希腊罗马古代神话的翻版。甚至连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受难、复活等，都不是基督教的创新，而是对地中海地区古老习俗的承袭。难怪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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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噶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

被摧毁了的东西不能再生，被扭曲了的东西却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重新被扶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在如同莠草一般蔓延的蛮族世界中惟一保持着古典文明“基因”火种的基督教文明确实为中世纪以后古典文化的复兴和科学的产生打下了地基。[8]

二、中世纪学校教育舞台上的主角。

中世纪初期，由于野蛮落后的日耳蔓人的蹂躏，使得西欧大量的图书馆、学校和文人学者毁于兵燹，社会的教育与文化实际上已彻底崩溃，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余晖逐渐消失。日耳曼征服者在文明层次上远远低于罗马人，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需要签字时,只会划个“十”字，“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极大多数都是文盲”[9]。公元6世纪都尔城主教格雷戈里在他所著的《法兰克人史》中写道：“在高卢的城市里，??那里已找不到一个在层次分明的写作艺术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来把发生过的事情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描绘出来。??”[10]

而“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11]

。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 ,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唯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教会不仅收集、翻译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编写史籍，起到了承先启后、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教会还直接创办了学校。教会学校包括修道院学校和在主教驻节的大教堂兴办的大教堂学校，构成了当时学校教育发展的主线。

中世纪早期的寺院，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又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法兰克王权和基督教会的共同支持下，本尼狄克派寺院迅速兴起和发展。它首先盛行于意大利, 约于7世纪时传入法兰克, 到8世纪已遍布整个法兰克王国全境, 到9世纪末, 仅高卢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狄克派寺院, 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

另一类教会学校—大教堂学校, 由于直接由主教管理, 并且由牧师会的一个成员负责, 称为牧师, 故又称“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创始于英格兰,约在公元7世纪时, 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和约克已经有了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这两者都是大教堂所附设的学校。歌咏学校创办之初, 其任务是培养教会唱诗班歌手, 以后逐渐演变成一般的初等学校。约克郡的大教堂学校是当时英格兰最好的学校之一。

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大教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上在“七艺”范围之内。“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到公元6世纪左右，卡西奥多（480-575年）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 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 并强调世俗文献对于基督徒也有重要意义。“ 七艺”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在中世纪, 七艺中的各科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根据拉班（784？-856年）的《牧师教育》，文法是“一门科学,使人学会解释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它是一种艺术,使人能正确地写作和说话, 人文学科之本就在文法”。当时的文法为拉丁文法, 因为当时拉丁文既是教会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 也是《圣经》所用的语言。修辞是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利用世俗谈话的艺术, 是为了传授阐释教义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是理解的科学, 它使我们能很好地思考、下定义、作解释和区别真假”, 是为了提供从事神学论证和反驳异端学说的形式推理方法。算术“是可以用数字测定的抽象广延的科学, 是数的科学”,“数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它对解释《圣经》的许多段落有莫大的价值”。因此算术是用来解释《圣经》中数字的神秘意义。几何“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形式”,“ 几何学在建筑教堂和神庙方面也有用途。测杆、圆形、球形、半球形、四角形以及其它形体都运用了儿何学”。不过当时讲授几何主要是根据《圣经》的叙述来描绘大地形状；音乐“是关于音调中被感觉的音程的科学”,音乐的内容是礼拜圣诗, 其曲词均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吟唱。天文学则“是用来说明天空中星体的法则”, 教士要努力学会建立在探索自然现象基础之上的天文学知识。其目的是用来推算教会的宗教节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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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其它节日和圣日”, 按教会传统来构设宇宙模式。

当时七艺教学普遍使用的教材有伊西多的《词源》、卡西奥多的《神学与世俗学导论》等。其中《词源》是一部二十卷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除了圣经教义和七艺的内容外, 还包括医、法、年代学、教会、语言、人、兽、鸟、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公共建筑、农业、战争、船、房屋、衣服、食物、器皿、家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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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培养的对象不仅仅是修士和教士，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比如一些修道院学校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是教育新入修道院的新信徒, 他们作为未来的修道士而受教育, 即过寺院生活的人。外学是为非本院的外界俗人而设, 他们学成后仍为俗人，即走读生。文法学校不仅仅是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 而且也招收富有人家的子弟。他们保存了罗马帝国晚期正在衰退、即将逝去的拉丁文化传统。尽管这些教会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无疑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但也传播了一些世俗知识，培养了一些人才，中世纪早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

如“英国历史之父”比德，7岁进入韦穆修道院，不久转入贾罗修道院，终生在那里研修学术。他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精通希伯来文，他广泛涉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维吉尔等人的著作。比德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学问的学者之一。其著作《英吉利教会史》长期被视为英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法兰克都尔城主教格雷戈里（539—594年），青年时代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著作十卷本《法兰克人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爱因哈德19岁进入修道院，学习成绩优异，才智过人，刚过20岁就被推荐到查理大帝宫廷任职，著有《查理大帝传》。6世纪维瓦留姆修道院院长卡西奥多的《圣规与古籍》，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修道院生活指南和历史文献著作。其选置与管理图书的指南成为以后数百年间历史文献工作的标准。拉巴努·莫鲁编有教科书《论神职的教育》、《无序字典》和《有 序 注 解》。

另外，在西欧中世纪学校教育舞台上还占有一定席位的有宫廷学校和大学。在西欧中世纪早期,一些统治者基于某种政治目的也曾以较大的热情提倡教育，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法兰克王查理（768-814年）和西萨克森王阿尔弗烈德（848一900年），以宫廷学校为基地，四处罗致人才，培养有文化的官员。但是，在当时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西欧， 这种“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查理大帝邀请来的英国教士阿尔琴始创宫廷学院，其以培养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帝国政权的为宗旨，所教科目所教科目为文法、修辞、逻辑、天文学等“ 七艺”，文法中当然也包括一些与教会精神不相悖的诗作及教父著作。为了教育王家子孙，西萨克森王仿照查理大帝创办宫廷学校，他积极延揽人才, 教授拉丁文、萨克森文的读和写以及七艺中的某些科目。学校里除了重视《圣经》诗篇的学习外，特别重视萨克森的诗篇。除教学外，也注意德行的培养。从上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教育有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由于中古初期的学者教师基本上是教会的教士僧侣，其研究与教学也自然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无论是各地修道院、教堂学校还是世俗的宫廷学校、教师教授文法、修辞等“七艺”，都是以服务于教会为其宗旨、这也反映了教会在当时西欧的地位。

西欧中世纪中期（11世纪末-15世纪）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学的产生以及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世俗行会学校、城市学校的出现。这尽管打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 但是也是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中世纪教会达到繁荣和鼎盛的产物。因此一般都和教会有着各种依附关系。从大学的产生方式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是在修道院学校或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巴黎大学是在巴黎三所颇具规模的教会学校，即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圣根尼威夫大教堂学校和圣维克多修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剑桥大学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是1284年伊利主教雨果· 德· 鲍尔塞姆创办的。从法律上讲，中世纪西欧大多数大学不是经由皇帝的救令、就是经由教皇的训令而创办或批准的， 即使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这样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也都试图通过从教皇那里寻求对其毕业生教学权利的明确承认，以加强他们的学术地位。从大学的教学内容看，中世纪大学分为文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院。早期巴黎大学四个学院中以索邦神学院名望最高。由于罗马教皇的支持, 使它成为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正统的神学教学中心。到13世纪，大学课程的内容渐趋定型，教皇救令或大学法律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文学课程为“ 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普利士兴的文法等，神学课程为《圣经》和彼得伦巴德的《意见集》。此外, 对法学、医学课程也有规定。从教会在大学中拥有的权力看，虽然大学从教会和国王、皇帝那里争得一定的自主权，但大学一产生，教会就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以巴黎大学为例。巴黎圣母院大主教最初享有发放巴黎

大学教师许可证和审核教师资格的权利，虽然经过巴黎大学师生的长期斗争， 教师资格审核权始得由学校教授负责，但圣母院大主教仍享有教师资格任命权。教会对巴黎大学的控制，还表现在派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会士去大学任教。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欧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在欧洲教育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既要看到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必须看到，教会早期创办的学校毕竟是此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先驱，它为日后大学提供了一大批师资，中世纪前期一些著名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而且从欧洲教育史上看， 一些教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也与基督教会分不开。如世纪夏特教堂学校以索斯伯里的约翰为代表的一批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认为学校的首要目标应是道德教育，因此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大学指定学习的课程， 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项制度，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三、基督教是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促进者。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基督教会适应时势，不仅承认了“蛮族”所建立的国家，而且还向那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以便重振西派教会 。而当时生活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的“蛮族”有一些已 经接受了基督教，只不过接受的是被正统基督教斥为异端的阿里乌斯派，有些在陆续地放弃原有的原始多神教，逐渐皈依基督教。这种客观形势显然是对罗马教会有利的。公元 496 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罗马基督教，在549年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上将其正式定为国教。大约在公元五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到不列颠，六世纪末大不列颠基督教化，七世纪六十年代，罗马基督教会在不列颠的地位已牢 固地确立了起来。在西欧大陆，六世纪初，勃艮第国王也在奥尔良宗教会议后改信了基督教。到公元六世纪中叶，高卢全境的居民在名义上都成了基督徒。公元 587 年，罗马教会主教格雷戈里设法使西哥特王接受了罗马教会的神学思想 ( 当时主要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 ，“成为罗马基督教的实 际拥护者”[14]。在意大利，经过格雷戈里的努力，伦巴德人大多数皈依了罗马教会，并重新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亚尔勒等地的教会事务。世纪以后，边远山区也设立了教 区。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也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圣卜尼法斯（约680 —754 年）承认“没有查理·马特的支持 ,他的传教工作将是不可能的”[15]。

基督教在这些“蛮族”中的传播，使得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不仅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且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内容。“一种新型的基督教文化 ,通过修道院传教士和修道院学校的活动而被植入到未开化的土地上”[16]。

这些“蛮族”在“他们天然的老师”[17] “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18]—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化下，迅速臻于“成熟”。这些“蛮族”不仅逐渐放弃了“流动迁徙”的思想，而且从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教组织形式中学到了“社团”、“定居”和“国家”等观念，农业生产已成了这些蛮族新居民的主要生产形式。从表面上看，尽管其文化发展水平不如古代文化，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却已是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当我们把视野从罗马帝国故土拓展到整个欧洲时，便不难发现：西欧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