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汉书〃卷五十一》
汉武帝的遗憾自不必说,枚乘若非年老不胜路途劳顿(虽然是安车蒲轮),那继《七发》而起的,一定是“越发”不可收拾。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汉书〃卷八十七〃下》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法言〃吾子》
扬雄的忏悔式自省,虽然本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但从忧国忧民的责任心角度观照,总是要比“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要沉重。扬雄的《长杨赋》作于公元前10年,是汉赋全盛阶段的殿军之作。
汉赋的全盛阶段,以凄迷笼罩的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婉美拉开序幕,又以酸风射眸的别有幽愁暗恨生的悲凉美落下帷幕。这两种美的诞生,是汉赋全盛期赋体文学弥世大作之万丈豪光在云层后的喷衍!拨开云层、拉开帷幕,我们可以看到赋体文学卓立当时、巉巘后世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可以看到盛世景象的恢宏壮丽,可以看到奢华生活的铺陈描摹,可以看到荒幻离奇的珍禽异兽盖世宝物;当然,也可以欣赏两千年前中国方块字的繁胜丰富、细腻周到,更可以玩味汪洋恣肆与法度和谐熔于一体的大匠神工笔力。与此同时,尚可以饱览赋体文学在其全盛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展妙姿的、各种题材与体裁的蓬勃成长。
班固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虽然道学,但在评价汉赋全盛阶段时,分期是正确的。刘勰也说:“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他们所说的,就是文学史家乐于称道的武昭宣元成时代,即汉赋的全盛期。扬雄辍笔不再写赋之后,政治也黑暗、混乱了约四十年时间,文学上自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作品。这期间,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相继谢世。但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班彪的降生,则似乎是一道闪电,预示了汉赋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到来。
第三阶段:汉赋发展的成熟阶段(25-218)。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22岁的班彪(班固的父亲)作《北征赋》算起;而这一阶段的结束,则应以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四人同时死于瘟疫为标志。这一年是公元218年。这一阶段历经将近二百年,近于东汉一朝的时间,赋体文学作家前赴后继,虽然没有再现赋体文学全盛时期的辉煌,但却在千锤百炼中从各个方面完善了赋体文学本身,使得后代称作赋者,总难脱出汉赋的窠臼。
在这一阶段,汉赋全盛时期的各种题材几乎都被梳理了一遍:抒情赋又出现了《北征》、《东征》、《述行》、《髑髅》等赋;写物赋出现了著名的《两京》、《两都》、《登楼》等赋;说理赋又出现了《幽通》、《思玄》诸赋等等。这些汉赋全盛阶段创作的赋体文学品种,在东汉赋家手中显得更加圆融,并在体裁、词句使用、表达语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从抒情赋中,派生出了具有市民情调的、反映爱情生活的赋篇,比如《定情赋》、《协合婚》、《神女》等赋;而在汉赋全盛期尚为数不多的咏物赋,在汉赋的成熟阶段却作品迭出,成蔚为大国之势。
建安时代,往往出现同一题目几篇赋篇存在的情况,则大都是文人(比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父子等)聚会时的游戏之作,但由于时代关系,也颇有新意在其中。况且,这又是汉赋创作中的一种新形式,在开创后代诗歌唱和之风方面,功不可没呢。
综观汉赋的三个发展阶段,汉赋自始至终顽强保持了自己的几个基本特征,即长篇韵文(中可换韵)、故设问答、广陈事理、夸张描写、华丽辞藻、排比连类等,因而篇幅虽有长短之分,但一般说体制都较为
宏大,特别是汉赋的全盛阶段,长篇大幅特别多,它的余绪是东汉的《两都》、《两京》。正因为这一点,汉赋才和《史记》、《汉书》一起,被称作大赋巨史。
二、汉赋的艺术特征
如前述,汉赋在自己的兴起、兴盛、成熟过程中,不管题材如何变化,始终保持了体式上的一些基本特征。要把握汉赋这些体式上的特征,就必须理清汉赋在体制上,对前代文学样式的借鉴、继承与发展。同时汉赋的某些特征,也受当时的社会心理、时尚、价值取向的制约与影响。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实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离开人间,无以完成。但有汉一代在赋体文学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确实让人惊羡它的仙风拂荡。
首先,长篇巨制,是汉大赋最明显的特点。
这固然得益于《诗经》中的颂诗及雅诗中部分史诗,尤其是楚辞构制长篇的艺术润泽。但是,汉帝国的少壮精神与大国气象,无疑是大赋体制宏伟的折射原体。与前代的巨制长篇比,汉赋一扫《诗经》的板滞庄重、《楚辞》的凄怨渺幽,而以雄风鼓荡、恣肆洋洒为体。因而虽为长篇,决无冗遢之累,反给人以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
铺陈排比,是《楚辞》与秦汉政论文的突出特点,而汉赋作家拿来构制巨制宏篇,自然艺尽其用。且不说《子虚》、《上林》、《长杨》、《羽猎》等散体大赋,就是《招隐士》之类的缠绵悱恻之作,也决不逊色于《招魂》、《大招》的东西南北上天入地。润色鸿业的汉皇心理、与大汉国民的自豪之情,是汉赋中大肆铺陈排比的精神支柱。
汉赋在结构布篇时常设主客问答以推衍行文,这无疑是继承了先秦语录文的问答样式以及《楚辞·渔父、天问、风赋、对楚王问》等前代文学体式的成功经验。但汉赋的“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手段,“假设问对以申其志”为目的,其中充溢了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处心积虑的主动创作意识。这一点,是前代文学样式所不及的。
其次,汉赋的节奏韵律,也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这就是四、六结合,韵散相间。
四言句式是《诗经》的主体、六言句式是《楚辞》的主体,汉赋把四言六言融于一体,创造了四、六结合的文体。前期的骚体赋总于行文中带“兮”字,显露出脱胎于楚辞的痕迹,而后期的咏物、说理、抒情赋,又露出骈四俪六的端倪。纵观汉赋发展的全过程,没有脱离四、六句式的行文方式。在中国文体学上,可以说汉赋是散文向骈文过渡的熔炉。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汉赋之所以能完成四、六句式的交融,主要得益于汉赋穷声貌以尽意的创作需要。要极尽风物的姿态,就要进行多角度,起码是正反、对应等两上以上方位的描摹。于是排比对偶句法在汉赋中得以漫延。四六句式是排比对偶句法的最佳元件,自然得以在汉赋中“菡萏溢金塘”,展现其天作之合的无穷魅力。
秦汉之前的散文,如果用韵,便不行散文之法,若有长篇巨制,中间换韵而已。秦汉政论文首创了在散文中夹杂韵文的韵律构建方式。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本应是韵文,骚体赋用韵较密,诗骚痕迹较浓。但汉代散体大赋勃兴之后,韵、散疏宕错落,不斤斤于韵脚切换的流荡之风大炽,形成了汉赋自己韵、散疏宕结全的独特风格,所谓“切响浮声,引同协异”,正是汉赋肇其端。
正是四、六为体,散韵结合的全新表现方式,使得汉赋节奏迭宕错落、变化有致,扫荡了前代长篇巨制容易流于板滞的弊端;同时也使汉赋读起来朗朗上口,虽然是“不歌而诵”,却也醒耳明目,让读者在节奏韵律方面,享受无穷美感。
以上两点是汉赋在体裁上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汉赋在继承、发展前代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体式、节奏韵律,成就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伟丈夫的完美形象。但是汉赋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外部结构形式的完美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表现手法上。
三、汉赋的表现手法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汇丰富。汉代经学盛行,为注经解经需要,小学盛行,而有些大辞赋家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本人就著有小学类著作。因此汉赋中往往奇辞丽句满眼。这样丰富的语汇出现在一篇作品中,在文学史上竟成为空前绝后的现象。
第二,雄辩夸张。战国纵横家、秦汉政论文以雄辩夸张著称于世;而楚辞的夸张铺陈又泽及后人,所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汉赋在这方面虽多有继承,但自己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又是让人拍案惊奇的。汉赋写苑囿、写宫室,写场面乃至写都市,甚至小到写竹扇、洞箫等具体物象,无不淋漓尽致。雄辩而不失温丽、夸张而不失雅信,成就了汉赋独具的美学价值。刘勰说:要想不向司马相如、王褒请教作文之法,而达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境界,则必须“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决非对汉赋作家的溢美之辞!
第三,情理交融。汉赋中说理赋、抒情赋自不必说,就是咏物赋包括咏物赋中的苑林京都大赋,都以情理交融见长。汉赋之前,先秦的说理议论文中带情,是哲人赤血热肠情愫的流露;楚辞中多抒情少说理,但整篇有一两个道理在其中;秦汉政论文虽然表面上看口若悬河似战国纵横之士,然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情真意切。他们的情与理,是互相依附中的相互显现,而不是作文者有意为之的艺术表现手法。汉赋从骚体赋开始,就把情理交融作为增强表现力的手法,由于作者毕竟有真情在,读来也能感人至深。值得指出的是散体大赋中的“劝百讽一”,由于汉天子宇内独尊喜怒由心,作家在“风”时便需要更加小心地动之以情,然后才敢晓之以理,故尔往往表现得比较隐晦。至于赵壹敢于对“当今”破口大骂以渲泄疾邪之情,那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今上”顾不得动口不动手的文人了,是特例。
第四,物象繁富。这是汉赋在表现手法上最重要的特点。骚体赋以联想虚构喻象,让人重温楚辞的天国漫游;散体大赋实物形象美不胜收,还能倒出笔来悬想琼池瑶圃;抒情赋往往藉所见而发感,咏物赋自能连类而取譬,说理赋又时常托之于人们喜闻乐见或望而生厌的物象等等,都反了汉赋这一文体物象丰富的特征。物象的繁富成就了汉赋内容富赡、构想奇丽的艺术品位。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初的骚体赋,及其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 一、贾谊的赋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文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 步一时。 (一)《吊屈原赋》
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 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 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 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 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 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 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 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 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 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 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 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二)《鵩鸟赋》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鵩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鵩鸟入其宅。 谊以为不祥,作《鵩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 兮知命不忧”。 这是一篇文学内涵丰富的赋篇。从思想观念上,作者借鵩鸟之口,宣扬老、庄对待吉凶福祸生死的旷达态度,因而形成全赋缥渺恢宏廖廓的氛围,又不失论理的精辟独到。在表现手法上,上承《诗经》鸟语人言相辉映(比如著名的《鸱鸮》)、《楚辞》的问答交流渲内情(比如著名的《天问》、《风赋》)等艺术手段,结构成我国最早的以四言为主的问答赋,开创了后代写物赋、寓言赋、说理赋的先河。
二、枚乘与《七发》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策划谋反,枚乘上书直谏,吴王不听。去而之梁孝王。后吴王与六国反,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纳其策。吴王被灭后,乘闻名于世。汉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不好做地方官吏,遂以病辞官,复游梁园。梁孝王薨,枚乘回淮阴。武帝即为后,闻乘名,召入京,道死。《汉书》卷五十一有传。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1、解题。《文选·李善注》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道出了《七发》的写作主旨与结构方式。
2、结构。赋的开篇,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 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 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 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 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 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 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 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 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 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 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 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 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中作者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趣与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在赋前面的总序、即吴客阐述楚太子病因,和这结尾的第七“发”中。作者认为:要全生保性身体健康,决不能沉湎于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皓齿娥眉、甘脆肥脓的物质享受中。否则,身体损伤,连畋猎、观涛、游观、欣赏音乐的正常活动都无法参加。而对保养身心有利的,则是清心寡欲,注重丰富精神生活,多和“方术之士”中“有资略者”接触,多听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 3、文学成就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 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第一,《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 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 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 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