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孔雀东南飞》，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

五、人物形象分析

1、刘兰芝。刘兰芝是一个聪明、善良、爱劳动、重感情、忠于爱情的人。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面对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凶残，她无所畏惧。她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2、焦仲卿。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3、焦母。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 4、刘兄。“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

【思考与练习】

1、简述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2、举例说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阅读书目】

1、《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萧涤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2、《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吴小如等编写，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版

第六讲 东汉辞赋

教学目标：

1、京都赋的崛起与审美情趣 2、抒情赋的勃兴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以赋抒情的传统

2、东汉社会现实与审美情趣的转变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东汉时期赋风的转变以及京都赋的兴起 一、赋风转变

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 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 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 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 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光武帝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 学家普遍关注。

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 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 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 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 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 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杜笃（？－78）作《论都赋》，假主客问答以论都洛只是权宜 之计，唯长安乃是“帝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主张返都长安。在这篇赋中， 传统的铺陈手法和讽谕的宗旨都体现于对新的题材、新的对象的描摹中。他历数 汉王朝自高祖至平帝传十一世的发展变化，指出，“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 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以此证明长安为王气之所在。作者又从几个方面 夸张地描写了西都王气的表现，最后归结为“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 都”。 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 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 基础。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二、《两都赋》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 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32－92）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1、创作原委。《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 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 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 法度”。这说明他作比赋的背景同杜笃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 他把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 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