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高考模拟试卷含答案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粘贴在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区。 2．选择题必须使用2B铅笔填涂；非选择题必须使用0.5毫米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书写，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顺序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4．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不准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刮纸刀。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

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使得人们了解了在历史文献上没有详细描述的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 B．作为东北亚国际交通线的草原丝绸之路，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始终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 C．考古发现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遗存是当时西域地区“国家主导文化”的具体表现。 D．古代码头、沉船、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确立了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采用总分总的论证结构，论证了如何从考古角度认识草原、沙漠、西南、海上四条丝绸之路。 B．文章运用事例论证，引用了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 C．张骞出使西域前西南地区就已经与印度有商贸来往，这证明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早于沙漠丝绸之路。 D．文章运用假设论证，证明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道，而且其开通可上溯至夏商时代。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说明草原丝绸之路的线路是从中国往东发展最后到达日本九州的。 B．考古发现的西域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而且汉字也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 C．刻在马来西亚“亚洲大陆龟”龟板上的殷墟甲骨文足以证明海上丝绸之路在三千年前就很活跃。 D．关系国家安全、发展、外交策略实施的沙漠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重要渠道。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父亲总是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

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也提及了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来敦煌临摹作品的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但要走6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对父亲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敦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有一天他问我：“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他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

（有删改）

4．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1935年，常书鸿在旧书摊发现了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敦煌图录》，他被深深地震撼了，从此与敦煌结缘。

B．从回到祖国到被推选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在6年的时间里，常书鸿一直都怀有去敦煌的坚定信念。

C．1943年，常书鸿一行6人克服巨大困难终于来到了莫高窟。从到达的第二天起，他们就开始了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

D．前来临摹作品并饱受此地恶劣条件之苦的张大千在离开莫高窟之前，委婉地向常书鸿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

5．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常书鸿的领导下，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他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B．莫高窟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更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常书鸿的不少同事都辞职离开了，而他却坚守了四十年。

C．敦煌是常书鸿的生命之根，无论是不肯去台湾，还是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时决心与敦煌共存亡，就连北京家中的风铃声都体现了他的敦煌情缘。

D．文章细致全面地介绍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一生，表现了他的高大形象。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充满了儿子对父亲的钦佩与敬仰之情。

6．在常嘉煌眼中，父亲常书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结合文章概括并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