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五：钟嵘的《诗品》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诗歌审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提出诗歌不可用来说教，否则就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要有“味”，读者才能反复品味，收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

钟嵘的“滋味”说，是从诗歌欣赏和批评角度对诗歌创作提出来的一种高度的艺术要求。他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他的“滋味”说集中表现在《诗品序》的一段论述中：“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不但提出了“滋味”说，而且论述了“滋味”的构成和由来。形成了以“滋味”说为中心的创作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也就是要描写具体事物，构成诗歌的艺术形象。所谓“指事造形”，就是准确地描写事物的状貌。……“穷情写物”，其意思是：对具体事物的形象描绘要与主观感情的抒发相一致，而情感的抒发也不能离开对事物的形象描绘，借物抒情，融情于景，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构成诗歌“滋味”的第二方面因素。……赋比兴三者，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酌而用之”，使情志蕴含在对事物的形象描绘之中，才能作到“文已尽而意有余”，使诗歌具有无穷的“滋味”。“风力”与“丹彩”的统一，是构成诗歌“滋味”的第三方面因素。“丹彩”……指的是辞藻文采之美。……所谓“风力”就是鲜明、强烈地抒发一种慷慨悲壮之情。总之，构成诗歌“滋味”的第三方面因素，就是要作到“丹彩”与“风力”的统一，也就是刚健的情感内容与瑰丽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毕沅《中国古典美学初编》） 参考六：“滋味说”是钟嵘论诗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以“兴、比、赋”为具体创作手法。他强调综合运用，不可偏废。……三者必须“酌而用之”。第二、以“直寻”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所谓“直寻”就是直接描写出客观外界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诗人被外界所激发的情

感。……第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主要指诗歌慷慨悲壮之情；“丹彩”则指文采的生动、华美、绚丽；两者结合就是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李铎《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3．（白居易的）“美刺”观

参考一：主张诗歌应有“美刺”作用是传统儒家的诗论观点，白居易继承了这一观点，但他更强调“美刺”中的“刺”即“风谕”的一面，而不主张“颂”即歌功颂德的一面。在他的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与元九书》中，他批评 “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的创作倾向，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是在强调文学创作的“风谕”作用。在《采诗官》诗中他更是明确地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而且他还要求风谕诗要写得明白直切，不要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白居易的“美刺”观虽然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诗论，但又加以发展，扬弃了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保守、消极的内容，将其积极、进步的内容发展到了最高程度，高扬了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全部古诗论中很难找到像他这样大声疾呼以诗歌为民情命，以诗歌暴露弊政的思想。但他的诗论也有忽视甚或否定诗歌的审美娱乐作用、忽视诗歌艺术要含蓄蕴藉的原则。总之，白居易的“美刺”及其他诗论观，虽然受到过不少批评，但也有不少标举现实主义的诗人和诗论家赞扬他的诗论观，学习他的诗歌创作原则。

参考二：白居易最重视的是讽喻诗；因为它反映了国事民生，对政治可以发生美刺作用。……“歌诗合为事而作”是讽喻诗的主要精神，也是白居易特别重视讽喻诗的主要原因。……白居易不是一般的强调诗歌的风雅比兴，而且进一步提出“惟歌生民病”地主张，突出地规定了诗歌的具体内容，要求诗歌更好地发挥针砭社会的作用；这是他的进步诗歌理论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也是古代进步诗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当然，也必须看到，白居易要求诗歌歌唱民瘼，促进政治改革，其目的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三：元、白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们通过创作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他（白居易）把“因事立题”的《新乐府》定名为“讽喻诗”，这些都是对于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的。白居易总结他的认识成果，说：“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通过创作实践认识到了文学的能动作用。……认为利用文学干预现实，可起改良政治的作用。……诗人发挥褒贬美刺的威力，可对政治起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有补现实的作品，首先必须符合现实情况，他再三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这些理论都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参考四：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出发，白居易要求诗歌须合于“风雅比兴”。《读张籍古乐府》写道：“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这里所说的“六义”和“风雅比兴”，其实就是指含美刺、寓劝惩，以直接服务于政治教化。……他以为只有直接描写时事、进行美刺劝惩的作品才算风雅之正传；其他一切都是背弃“六义”、无足轻重的。（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

参考五：提倡“美刺比兴”，把重点放在诗歌讽刺和揭露社会现实方面，这是白居易美学思想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与元九书》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他把“美刺”与代表“六义”的“比兴”连结……起来，提出“美刺比兴”，视“美刺”为“六义”的核心内容。白居易的“美刺兴比”，用“美刺”来概括“六义”，“刺”是其中的核心，从而把诗歌反映和揭露现实的任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毕沅《中国古典美学初编》） 4．（司空图的）“韵味”说

参考一：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开篇就说：“文之难，而诗之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

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开宗明义地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他的所谓“味”是指

“咸酸之外”的诗歌的“醇美”，这显然是指意境的特体内涵——丰富的审美韵味。这种韵味不是任何一篇诗歌作品都具备的，必须是有意境作品的特质。而有“韵味”有意境的作品，也就是他在《与极浦书》中所说的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这“四外”说都是论述意境的特殊性质，有“四外”，即有意境，也即有“韵味”。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他的“四外”说对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了深入细致而又精辟的分析阐述，对后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宋代苏轼的“远韵”观、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司空图“韵味”说的影响。

参考二：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之难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据是可知其论诗全以神味为主，欲求其美于咸酸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论诗而重在“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说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韵派的方法。（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三：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由此知他谓诗格之高者要有韵味。不过他所谓韵味，超于普通所谓韵味；是“韵外韵，味外味”。所以《与李生论诗书》又云：“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