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