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１００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蒋介石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
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１９１５－１９２３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２４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２４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１９１９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１９２２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１９２３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１９２４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１９２７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
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
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４０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