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现在的蔡邕和当时的汉朝皇帝所处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司马迁也有一个被判死刑，最后自请改刑，最后受到的汉武帝的同意这样的过程。
那么，司马迁的自请改刑，其实在当时已经为很多人所不理解，有人认为，司马迁是贪生怕死，所以说，才遭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宫刑，但是就不愿意接受死刑。是不是司马迁真的是这样贪生怕死的人？其实，这是和司马迁他个人所拥有的一种非常独特，或者是说在他生死之际他悟到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生死观”是有关的。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于所趋异也。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死是重于泰山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轻于鸿毛的。只是看你为什么而死，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为了什么人而死。那么，这个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也被后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时候所引用，成为了我们现在仍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司马迁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生死观”应该说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司马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生死观”，是因为他认为，他如果现在死了，他的死是轻于鸿毛的，为什么他不能死？因为他心心念念的要完全这部史学巨著还没有完成——《史记》。
所以，同样是写给任安的信里面，司马迁就说：如果只要我完成了这部书，那么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那么我受的这种耻辱，虽然让我常常感到有万箭穿心之痛，但是，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事。那么，司马迁是在这样忍辱负重的情况下，继续地写书。
最终，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的91年），《史记》基本完稿，但是到后来，又有不断地修订。一直到司马迁去世前，他仍然在不停地修订《史记》这本书。可以说，《史记》成了司马迁最后的精神支柱，成为了他人生最后的精神归宿。司马迁在《史记》的这部书里，寄托了他非常多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他也开创出了中国文化许多的传统。这些传统，一直为后世的人所不断地沿用。
二、《史记》的文化史观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史观念。《史记》的文化史的观念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把孔子列入了《世家》，这样的一种体例。世家是在《史记》当中，记载这种诸侯王，这种世袭王侯的他们的身家，他们的事例，他们的人生的这样一种传记。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司马迁却把他列入了《世家》之中，这是有司马迁自己的考虑的。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孔子列入《世家》，他认为，天下的君主和贤人是非常多的。但是很多人在当时的时候确实盛气一时，可是在死了之后，很快就寂寂无闻了。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他的学说传递了十多世，成为学者的宗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没有人不提到孔子，他认为，孔子说是中国文化的“至圣”。因此他认为，孔子即便是作为一个布衣，他也有这种世家这样的荣誉。所以说，他毫不犹豫地《史记》当中写了《孔子世家》来记载孔子的生平。
司马迁把孔子列入了《世家》代表着司马迁对孔子地位的一种肯定。司马迁认为，孔子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举轻若重的意义。他认为，孔子总结了整个三代以来的文化精髓，并且开创了自此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所以，他把空子认为是“至圣”。
应该说，司马迁首次阐明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重要的意义。并且，他给孔子所用的“至圣”的称号，也被后来历代所沿用。后来所称孔子种种名号，“至圣先师”，这个“至圣”都是由司马迁而来的。同时，司马迁在对孔子这种文化史上意义的重视，也体现出来司马迁，他是把文化放在政治之上，他认为，文化的意义要高于现实政治。因为现实的政治不断地变动的，许多的王侯将相只不过当时非常地显荣，可是后来，马上就衰落了。只有在文化上，只有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传承意义，才可以代代地传递下去，永远不朽。
所以，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里说：司马迁把以孔子为中心的文化与现实的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把文化的意义至于现实政治的上位。他认为这一点是整个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当中表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意见。
应该说，《史记》在撰述中，对文化本身作用和地位的凸显，和司马迁所表现出来的要追寻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发展，和对文化精神的理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古人自来都认为，文化的传承要高于王朝的兴替，一直把文化的传承作为世人应该担当的一个重任。这都和司马迁他强调文化的意义，他在整个的《史记》当中，对文化的标榜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三、《史记》奠定的“叙事”传统
那么，除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文化的推崇，实际所开创出来另外一个非常深远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史记》所奠定的这种叙事的传统。叙事可以说是《史记》在写作和编排当中所运用的一个主要的手法。司马迁在整个《史记》写作当中，把他对历史的评价和判断融汇在了叙事之中，在叙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对人物对事件的态度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称之为“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手法一直为后来中国的写史的、写文学
作品的历代的人所沿用。而这其中，司马迁对这种叙事传统奠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所以，清代很有名的一个文人，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古代的人所写这些史书，只有司马迁，只有太史公能不说出自己的评价，但是他在整个的叙事之中，你就能够看出他的偏向，他的评价。这样一种写作的手法，只有司马迁能够做到炉火纯青，能够做到完美。对于司马迁的这种叙事能力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我们会想，叙事其实是把一件事说出来，把一个人物他的生平说清楚。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要处理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从古至今，中国留下了无数多丰富的史料，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件事的记载，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而一个历史人物，他必然有许多值得人肯定的方面，却也不能否定，经常会有很多，也有一些是负面的方面。一个历史学家，如何来处理这些材料，代表着一个历史学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从司马迁对史料的编排当中，能够非常鲜明地看出，司马迁在对每个人物的主体设计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的。
比如，我们看，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描述当中，他主要是通过《高祖本纪》，来记述汉高祖刘邦从启示反秦，到楚汉相争，到后来登上帝位，这一系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主要表达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刘邦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是如何能在楚汉相争，如何能在秦末的乱局当中，最后当上了汉王朝的统治者，一统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呢？这是司马迁在整个为刘邦所写的《高祖本纪》中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司马迁所写的《高祖本纪》，他一个最中心的任务是来阐述刘邦是如何当上汉王朝统治者的，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使得他在当时的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能够最终获得帝位。因此在我们看到的整个《高祖本纪》当中，对刘邦的正面的描写和评价就非常多。
比如在写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最开始率兵进入到当时的关中，秦王朝的首都的时候，《高祖本纪》就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当时，刘邦在与各位诸侯进入到关中之后，首先是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并且，他坚持着不杀害秦王子婴，表达出了对前朝宽容态度，赢得了人心。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进入关中，驻扎在霸上的时候，当时，他非常想要进入到秦王的宫殿里。因为刘邦是一个很贪财的人，所以他很寄予当时整个秦王宫殿里的珠宝。可是当时，刘邦身边的大将樊哙和张良就以非常明智和理性的态度劝阻了刘邦。刘邦这个时候就以领导者的姿态，克服了自己贪财这样一种个人的欲望。听从了樊哙和张良的建议，于是把秦王朝所有的珠宝和财务都封了起来，不许任何人动，并且自己仍驻扎在霸上，而没有驻扎在秦王朝的宫殿里。这里，就说明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刘邦他是能够克制住自己的一些个人愿望。那么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恰恰是我们看在整个《高祖本
纪》中刘邦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刘邦在很多时候，在许多重大的决策当中，并不是说，经常是他自己出了最好的主意，而是他常常能够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最正确的、最有利于自己以后发展的这样一种决策，最能够听从别人的建议，这就使得刘邦在整个楚汉相争和一系列的战争当中，往往能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和刘邦善于听从建议是有关的。
那么刘邦在“还军霸上”了之后，就立即召集来了当时秦朝统治的地方，关中的乡亲父老，对这些乡亲父老说：我知道，你们已经为秦王朝的法律所苦很久了，秦王朝的法律，所谓的诽谤者，诽谤皇帝的就要全族的杀灭。那么偶然的一个交谈，即便是你不是说皇帝的，但是很多时候，只是受到了怀疑，有可能就要被砍头。这样严苛的法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地胆战心惊。那么我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各位进行约定，我只制三条法律，非常有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所有的秦朝的法律我都一并把它废除。那么你们这些低级的官吏，照常办事，不要因为我们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大军进入关中，是为大家出害的，不是来烦扰大家的。这样，一下子就使得刘邦获得了秦朝的乡亲父老的支持。那么这些人就送了很多的粮食、就肉来犒赏三军。刘邦又说：官府里蓄积的粮食已经非常多了，不愿意劳烦各位。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又非常高兴，唯恐刘邦不当这个关中王，不领导他们，不统治他们。由此我们看，这个迅速地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军队，来缓和与当地的百姓的关系，也成为了刘邦立足于关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么，后来项羽虽然凭借着自己的武力，也进入了关中。但是项羽在进入关中之后，烧杀抢掠，使得当地的人们非常不满，这也就使项羽失去了人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在取胜的过程中，是非常能够利用制度，利用这种立法措施来收服人心的。这也是刘邦很重要的特点。
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之后，有一次在当时的洛阳宫摆宴席，招待他的群臣，那么刘邦就问了。刘邦说：你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我能得到天下，而项羽就失去了天下呢？当时，大家就众说纷纭，有的说项羽残暴，有的人说项羽穷兵夺武等等。刘邦最后就总结说：你们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为什么我能夺得天下，你们看，是这样的。他说：“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可以说我不如张良（张子方是汉朝非常有名的辅佐刘邦的丞相），那么说到政府、国家抚育百姓，保障后勤、粮食供应，我肯定是不如箫何的。如果说‘战必胜，攻必取’，说到军事打仗，那么我肯定是不如韩信的。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人中的豪杰，但是却能够为我所用，这是我之所以取得天下，而项羽没有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项羽身边也有谋臣，但是，项羽身边范增的话，他一点都听不进去，所以，他才落了一个最后被所擒这样的结局。”可以说刘邦自己对他自己有人这方面的一个总结，应该说，确实是刘邦